我的五年小学生活是在高邮荷花塘小学度过的。

　　荷花塘小学历史悠久。民国31年，大运河倒口子，大水淹没了很多房屋农田。大水退后，北门大街街尾的低凹处，形成大水塘，不久便长出了荷花，成了荷花塘。“南门的神，北门的人。”北门一带人口密集，缺医少教，于是就填了荷花塘，建了学校，取名“荷花塘小学”。

　　荷花塘小学坐东朝西，对着大街。说起校门，却不是想象中的大门，也就两扇木门对开，门的背面是一副门栓。门槛中间和靠门口的青砖地面，磨凹了不少。门头上的国旗很是醒目。门头边上有小半间平房，是校工陈伯伯住的。学校如有大东西进出，陈伯伯先把两扇大门从门窝里拉出来，再把门槛搬出来，最后在门口担一块木板，使内外地面有个坡度，这样，二轮板车进出就方便。

　　学校也就十多间普通房子，有教室的房梁还是用粗木棍顶着。老师办公室靠窗处，堆放着学校的所有家当，最值钱的就是脚踏风琴了。顺着办公室的东山墙，有个后门，通小巷。学校没有下水道，每每雷雨时节，巴掌大的操场，就汪洋一片，东面的低矮教室更是水漫金山，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浮草、杂物、蛇虫百脚随处可见，课肯定上不了了，学生乐得自由。

　　到荷花塘小学上学的学生，与中市口一带的不太好比。每家小孩都是三四个，有的更多。衣服也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书包是用碎布料拼接的，有个文具盒就很奢侈了。父母有双职工的，但大多是拖板车做搬运工的，做手艺的瓦匠、木匠、皮匠，摆个小糖人摊的，挑担子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收鹅毛鸭毛的，拾荒的等等。他们早出晚归，苦钱养家是头等大事，小孩基本留给爷爷奶奶照应。爷爷奶奶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得，家务活忙都忙不过来，更谈不上小孩的学习了。小孩纯属放养，靠天收，成绩好丑，并不重要。

　　每年的新生报到，学校要求学生自带课桌和凳子，直到三年级。教室也相对高年级差些，两扇对开铺闼子门，高低不平的砖头地。冬天，风从门缝里吹来，冷飕飕的。窗子有花玻璃的，光玻璃的，也有用塑料皮外加根木棍钉上的，也有是空着的。学生带的课桌多半是家里的杌子（一人坐的凳子，齐膝高），也有带条长板凳，坐的就是小爬爬。于是，谁的桌凳高些大些，就被老师安排到教室后面坐，每小组之间的过道蜿蜒曲折。到了下课，学生一窝蜂地往外挤，那场面就是一群乱撞的小猪出栏。站在课桌、凳子上跳出去的；两手像玩双杠一样，撑着甩出去的，桌凳东倒西歪，凳子上的钉子剐坏衣裳是常事。学生在学校吵闹、打架属于家常便饭。因为大都是家门口的，打不过对方的，有时就喊出对方的诨名，“黑转子”“四赖皮”“三呆子”……有的还说出对方父母的名字，以这种方式“解恨”。男女生打架了，打不过的一方，会躲进厕所，直到上课的钟声响，才猴一样地溜进教室。

　　学校东面的操场是块烂泥地，南面厕所门口，是几架高矮不等的双杠，下课的时候，人满为患。操场东北角有两棵树，两树丫之间横着一根竹篙，横篙上竖着两根用铅丝固定的中等粗竹篙，根部埋在土里。这样，爬竿就是体育课上最受欢迎的项目。我们两人一组，脱掉袜子，吐口唾沫在手上，双手一搓，扒上竹竿，有点脚汗更好，一点不滑，活脱一只只壁虎。当然也有胆小，爬两步摔下来的，遭大家一阵哄笑。老师也会教我们玩“跳马”，即一学生弯腰，手撑着双腿，轮流做“马”，其他同学小跑过来，双手撑在此同学后背上跃过去。遇到促狭鬼的“马”会突然起身，必然人仰马翻。体育课有时也会训练短跑，老师就带着我们去县种子站。种子站门口有一条通往新河的不宽的水泥路，正好可以当作跑道。通常是三人一组，随老师的口哨声，跑出去五六米时，下一组就接着跑。这样的训练一般安排在下午最后一节课，可以拖堂，我们就可以多跑几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所有非体育课的教室都能听得很清楚，总是有学生探出头来张望，甚至手舞足蹈，影响上课，老师实在无奈，干脆让他站在教室外，看个够。

　　放学了，我们不是回家，而是东南西北乱窜，跳皮筋、踢毽子、滚铁环、掼纸炮、拍火柴皮、转陀螺、拾布子子……去得最多的当然是运河堤了。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 ”我们骄傲地指认自家屋顶后，就忙着钻树林、滑坡台、跳船板、看猪群、数船队、戏河水，直到天黑且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才脏兮兮地归巢。

　　斗转星移，荷花塘小学，如今只有那门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