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汪曾祺在高邮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取并就读于江阴县南菁中学。1937年暑假后，日寇占领江阴，江北也处在危急之中。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庵赵庄的小庵里避难。

　　避难时，汪曾祺除带上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还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另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半年庵里的避难生活，也是汪曾祺读书和筑梦的日子。特别是阅读上述两本书时，汪曾祺对自己未来的志向、阅读和创作，有了基本的思考和谋划。有意思的是汪曾祺特别看重《猎人日记》。43年后即1980年，沈从文先生也谈到他深深喜爱这部作品。沈先生说：“屠格涅夫《猎人日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答凌宇问》）师生的阅读口味和取向，虽久远而依然惊人地一致。难怪汪曾祺曾经感慨：“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汪曾祺传》第51页）从走进走出小庵，直到汪曾祺书房整体搬移到高邮，回眸汪先生阅读与创作的轨迹，给我们的启迪是丰富的。

　　专注研读。汪曾祺对读书既有天分，更有勤奋。在小学、中学阶段，他就养成专注阅读的习惯，成年后更是如此，尤其是喜欢与自己兴趣、性格、爱好相投的作家和作品，从阅读、背诵唐诗、宋词，学习桐城派古文、《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沈从文、废名，到尼采、萨特、伍尔夫、契诃夫、纪德、阿索林、海明威等。不读经典，无以致远。汪曾祺在阅读名家和经典中，构筑了自己的阅读、知识和储备体系，成长、形成和丰满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与风格。

　　博览泛读。汪曾祺在精读的同时，也顺风顺水地荡漾开来，在专和博上深发与开拓。由沈从文溯源、拓展而去，汪曾祺不仅研讨沈从文，冲着沈从文考取西南联大，成了沈的学生，还大量了解和阅读影响沈从文的作家与书籍，如鲁迅、废名、契诃夫、莫泊桑等人及作品。在极目主流时，善择支流。正如汪先生自己所说，这种阅读是“古今中外，乱七八糟”。逮住游记类、草木虫鱼类、饮食类、风俗节令类，等等，广泛阅读与吸收，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视野，丰富自己的艺术储备。吞得庞杂，吐得精细。真可谓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为著而读。尽管汪曾祺有强记的天赋，但在阅读上还是下了苦功夫的，避战祸、跑警报时读，在图书馆、茶馆里读，顺境时读，即使被打成“右派”了，也还是在读。读，是为了著。这种著，不是自我欣赏，不是自家把玩。随着时间的推移，汪先生的作品会更多释放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温暖，会更久交响于主旋律的不绝余音中。小时候读过的书，几十年前的事，汪先生都记得清清楚楚。1981年10月，汪曾祺回家乡，走到邻里门前，他都能说出其人口构成、职业操守、轶事趣闻，甚至连当时贴的对联也都能一一背诵出来。阅读和记忆再好，不在创作的条石上打磨，也会暗淡无光、自生自灭。汪先生把“读、看、想、忆、创”揉合起来，咀嚼反刍，持续创作，小说、散文、剧本、文论、诗词、书画等，多艺并举，引领风骚，愈发让阅读和记忆生辉、继承和创新共舞。1931年秋，11岁的汪曾祺，在课堂上写了题为《高邮运堤决口的感想》，受到国文老师高北溟的激赏，说该文是“情感真挚、层次分明、语言流畅的好文章”，并作为范文张贴在成绩布告栏内。（徐强《汪曾祺年谱》第12页）1962年11月，汪曾祺“右派”摘帽后，即写出小说《羊舍一夕》。萧也牧评价说：“这才是小说！”粉碎“四人帮”后，受到无故审查。解脱不久，1980年8月即拿出新时期的扛鼎之作《受戒》。马风从文学史角度，高度评价《受戒》：“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

　　令人惊讶的是，在小说《受戒》的最后，汪先生特地加了一笔：“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是时的43年前，也正是汪曾祺在庵里读书前后的时光。一座庵、两本书，留给汪先生的是一个怎样难忘的梦啊！在怎样的历史时期才能水到渠成地解梦！这个梦承载汪先生多少回忆、思想、艺术和情感呵！

　　沈从文在谈到自己创作的特点和主题时说道：“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研究资料》第51页）只造自己特色的人性“希腊小庙”。说得多好啊！这是在说自己，也好像在说自己的学生——汪曾祺。汪先生大概在庵赵庄的小庵里，手捧两本书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自己的“希腊小庙”了。到了43年后的《受戒》里，这座人性的神庙，便思忆成章、梦想成真，更为精致、结实和匀称，更加融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百花竞放的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