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高邮日报》的副刊《文游台》《盂城驿》是邮城文艺繁荣的一个窗口，那么，一年数十万字的灿烂文字已衍化为“寒梅已作东风信”“春在千门万户中”。随便翻阅案头报纸重温，总会有一些思考比较，耐人寻味，令人遐想，甚至怦然心动。

　　申泰岳，一个久违的人，一篇深情的文。申泰岳写的《满怀深情写华章》，在漫议陆建华为人、为官、为文中点赞了老陆的文学成就，也勾起了我对申、陆二人的思念。同期副刊也刊登了陆建华的《〈草巷口〉杂拾》，它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汪老的《草巷口》竟然是在《高邮日报》上首发，可谓空前绝后。

　　姚正安的散文以哲理性、思辨性、缜密性见长，一篇《多点提醒》便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功力、才气。一个极为普通的问题，从不同角度予以剖析、诠释，“提醒别人也是提醒自己”，何乐而不为！一篇《蟹话》典故史话中，对蟹不太感兴趣的作者，却钟爱高邮湖大闸蟹，为之推介，又不自卖自夸。搞书法的方爱建也写小说、散文。《差不多就行了》看似讲的老故事（我小时候早听过），“道出的却是人生哲理”，只是他加了个“现代版”，多一点善意的提醒。

　　周荣池的创作谈和在全市率先夺得长篇小说的省“五个一工程奖”让人羡煞，令人称道。他以精品力作向世人宣告，土地是光荣的！

　　扬州职大师范学院（原高邮师范）教师陈友兴，一个外地人，用他生花妙笔，史海钩沉，写了多篇关于高邮史事、名胜的佳作，披露的史料让高邮人信服。《从苏轼致王巩的一则手札说起》《闲话泰山庙》，信笔所至，条理分明，有根有据，确实是记录高邮人文历史的佳作。诚然，他的一句“明确王巩此时确在南都”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陈先生挑战“四贤聚会”之说吗？转而思忖，也不足为怪，在他以前就有人否认“四贤聚会”。高邮人应有一点雅量，存此一说又有何妨。

　　以《悲情歌手秦少游》名扬远近的许伟忠文学、史学功底深厚。他的《高邮北门那些事儿》，介绍北门瓮城、城楼的那些事，详实、有据、可信、有趣，使人了解它的前世今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曹坚是我的学弟。当他写马饮塘的散文见报的时候，我眼睛一亮。我早知道他是个笔杆子，但有《百年沧桑中市口》等见诸副刊，并不多见。我看了，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娴熟的表现力。因为是“新人”新作，编辑只好在报上“寻找”曹坚了。两篇散文从挹古扬今的角度上看，同样可以让老一辈读者在“悦读”中怡情养性。

　　与汪曾祺平辈的汪泰出身书香世家，他和父母都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写作题材，一是与汪曾祺、汪曾炜的交往，亲情真切，行文自如；二是插队知青的生活，他曾经的身入、情入、心入，比一般的农民还熟悉并热爱那片土地；三是他的本行，一种小人书，他酷爱过、迷恋过，小人书陪伴着他成长、成才、育人，用小人书的故事编织他的“小人书之恋”。

　　潘国兄的《两把椅子》是忆旧，通过对爷爷和父亲做的两把椅子的记述、比较，赋予了它们秉性和灵气，也彰显了两个长辈的性格，一个是容易相处的，一个是有脾气和底气的。普通的椅子，似乎都有着人的真性情。

　　文艺作品就是通过写身边的人和事，反映新时代的诞生。八十多岁的佟道庆写的《截取运河一段情》，即是为时代唱颂歌。

　　朱玲笔下的清洁工张嫣是个时尚美女。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每天化妆要一个小时。她人美、心灵更美，她在工作的卫生间放花而不用香水，她说化学的东西伤人身体。她还想出办法打扮自己，衣着是买、改、做，她那翩翩风度就是新时代清洁工的新形象。

　　扬州50位文化名人之一、高邮唯一的朱延庆，近几年研究方言，成就颇丰。他在副刊上不时发表研究成果，对方言的正音、解读、释义、举例、用典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副刊还登载不少游记，作者众多，作品也琳琅满目。顾永华的《绵山游记》，写登攀路径，写天下第一岩，写险峻山崖，写人文景观，一一道来，让读者与作者一道感受着“万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的情趣。其他的如杨晓莉的《旅行》、汪淮江的《明故宫》、高晓春的《骊山探幽》、赵科的《涛声依旧》等都各有千秋。尤其值得点赞的是周游的游记，熔史、诗、景、情于一炉，他笔下经典的岩桑就是凝固的人，他本人则是参天的岩桑，天人合一，情景交融。

　　濮颖和邵鑫等则是极有希望的新一代，只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美梦一定会成真。

　　喜看今日之“文”“盂”（民国时期高邮最早的文学杂志便是《文盂》），可谓“唱罢莲花又一年”，文友汇聚舞翩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