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转眼间，父亲吴越同志离开我们已20年了。随着时光的逝去，进入老年行列的我对父亲的思念日重一日，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梦里经常出现。
父亲1919年出生在现高邮市临泽镇营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祖父年逾40得子，自然喜欢得不得了。在父亲少年时，祖父母咬紧牙关、省吃俭用送父亲断断续续上了六个半年（农闲读书、农忙干活）的私塾。父亲有悟性、人聪明，深得私塾先生喜欢。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决定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派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到高邮“打前站”。他们到高邮后接触到我父亲，见其有爱国意识、思想进步，就重点动员他参加革命。1942年，父亲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毅然走出家门，走上革命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父亲于1943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参加革命后，在家乡一带积极发动、组织群众抗日锄奸斗恶霸，破路打坝袭据点，风生水起，搞得日顽心惊肉跳、昼夜不宁，四处张贴布告，要用若干大洋换父亲的人头。因工作出色，父亲进步很快，1944年就成了抗日民主政府区一级领导。好几个当年新四军派到高邮“打前站”的干部在回忆录中都写道，到高邮开辟新区时，很注重培养本土籍的骨干和干部，在点到具体人名时，父亲的名字总是第一个被提到，可见父亲当时名气不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任高邮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1946年内战爆发，高邮成了国共拉锯战的战场，今天新四军打进来，明天又被国民党挤出去。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组织上从战略考虑，决定北撤，即将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地方武装撤往盐城、山东等地。决定北撤时，仍需留部分同志坚持原地斗争，坚持原地斗争意味着将在更艰苦、更危险的环境中战斗。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坚持原地斗争的同志大部分都牺牲了。江苏省老省长惠浴宇曾说过：“在解放战争中，高邮牺牲的同志为最多。”在县委书记李健召开的留下来坚持原地斗争的动员会上，很多人沉默不语，我父亲第一个站起来大声表态：“李书记，我留下来坚持原地斗争！”这也是我父亲在参加革命后却没有南征北战、千山万水经历的原因。
坚持原地斗争的三年，是父亲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最危险的三年，说九死一生毫不夸张。父亲曾多次说过，坚持原地斗争的三年，他们成了“夜猫子”，时常白天躲在芦苇荡里，夜里出来活动，敌人封锁猖獗时，在芦苇荡里出不来，几天吃不到东西是常有的事。没有食物，他们就吃芦根、喝冷水。还要忍受蚊虫叮咬，湿衣裹身，浑身破皮烂肉，苦不堪言。父亲有两个长辈亲戚分别住在紧挨着荡边的两个村子里，父亲时常在夜里偷偷摸摸进村讨点吃的，并与两个长辈约好，在他们居住的茅屋临荡的窗台上放盏小煤油灯，有敌情不点灯，没有敌情就点灯。灯亮了，父亲他们就上岸活动；灯不亮，就窝在荡里。著名导演杨衬彬编导的电影《湖上斗争》，就是取材于父亲与他的战友们的这一段经历。1978年，我旅行结婚，在上海见到杨衬彬伯伯时，我问杨伯伯是如何和我父亲熟悉的。杨伯伯讲，为了拍《湖上斗争》，他在高邮体验生活好几个月，《湖上斗争》大部分素材是我父亲提供的。解放后曾任新华社负责人的甄为民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我到高邮实地采访，突遭敌人重兵围剿，没有法子只好躲进芦苇荡。在荡里饥寒交迫，亏了区长吴越是本地人，有亲戚住在荡边，有时夜间偷偷上岸讨点吃的，才没有被饿死。
在三年坚持原地斗争期间，让父亲最痛苦、最难忘的是经历了“周家垛”事件。1946年10月24日，高邮县委在现周山镇周家垛召开工作会议，被一坏人发现，遂向正在调防的国民党黄伯韬部队报告，县委班子遭国民党正规军包围，苏北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周山在突围时遇大河阻隔，在渡河时不幸溺水而亡；县委书记李健突出包围跑到东荡，很久以后，他的遗体在荡里被发现；临南工委书记狄奔、界首区区长翟光跑进一无人在家的农舍，弹尽后被敌人放火烧屋而牺牲……我父亲因熟悉地形、又会游泳，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父亲生前每次谈到“周家垛”事件都会唏嘘不已、仰面长叹。
我出生于1951年，对父亲在战争年代具体的斗争经历知之甚少，只记得“文革”前家里有一把日式小手枪和几发子弹。我10岁左右时，一天，父亲擦拭这把手枪，告诉我这枪是×年×月打临泽时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上缴获的。因我年幼，至今回忆时只依稀记得“打临泽，日本军官”等字眼。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任过高邮县县长，泰州专署、苏北行署血防指挥部指挥，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扬州医学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职。因我上的是全托幼儿园、寄宿中学，17岁便到农村插队，对父亲工作上的事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整天忙忙碌碌，难得有时间与家人交流。
我长大后，接触到方方面面，对父亲的了解和理解逐渐增多，父亲的形象在我心里也逐步“高大”起来。
父亲重情重义，尤其对烈士亲属感情至深。长期以来，父亲把对烈属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作为对烈士最真挚的缅怀。李健烈士的老伴与儿子解放前一直生活在徐州农村老家，父亲任县长时，将他们迁至高邮，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解放后，狄奔烈士的嫂子姚希文阿姨从常州到高邮寻找狄奔的下落，父亲热情接待，后我们两家像亲戚一样常年走动；周奋烈士遗孤周继奋从上海来扬州，父亲与他抵足而眠，给他讲述周奋在高邮的斗争经历和壮烈牺牲的经过；父亲对翟光（原名张耀邦）烈士遗孤张乃善及爱人吴恒英更是视如己出，他们到扬州来看望我父母，拎着一瓶自家腌制的咸菜，抱着一个自种的大南瓜或大冬瓜就是“送礼”，我父母对他们也是遇粥喝粥，遇饭吃饭，从不特意加菜，跟自家人一样随便；某年春节，父亲在高邮过年，有一天他叫我陪他到卸甲供销社去看望周在和烈士的儿子、周朝定烈士的弟弟周坤，当父亲走进周坤家时，周大哥惊喜交加，嗫嚅了半天，不知说什么是好……
1997年12月中旬，父亲病情严重，已临近生命结束，基本处于昏迷状态。一天，几位领导来看他，问及认识他们否，父亲脱口而出：怎么不认识，你是周山、你是李健，你是狄奔……说出了一长串烈士的姓名，随后沉默不语。我见状真是百感交集，不知用什么文字来描绘我当时的心情。
父亲长期在卫生部门工作，“文革”下放农村三年后重新安排工作，曾在苏北人民医院当领导。家乡来看病的人如过江之鲫，父亲从不嫌麻烦，次次热情接待，还会替人家在经济上算计，在家留餐留宿。苏北医院一些老人都说当时我们家就像公共食堂、招待所。家乡人来时，都会带些土特产，他们走时，父亲定会叫母亲购买一些实用物品作为回赠礼物。这就是父亲，始终记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保持着农民的本色。
父亲一生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不管在何岗位上，从不沾公家的一厘一毫，一个行政11级正厅级干部，甘于过着平民生活，他从不讲究吃、穿、用的档次，生活平民化，吃俭朴、穿俭朴、用俭朴，俭朴得有时让我们做子女的感到“难为情”。
父亲一生淡薄名利。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这一品质。他离休后不久，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 1942年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每年可增发一个半月的工资，1943年后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每年只增发一个月工资。解放后，父亲历次填履历表都将入党时间作为参加工作时间。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战争年代入党都有一个较长的考察期，怎可能当天工作当天入党呢？更何况还有被父亲动员出来的人参加工作时间都为1942年。有人劝他向组织反映一下，他说：“有什么改头，不给组织添这个麻烦。”
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也很能干，对这一点我没有什么直感，都是从他人处和一些史料中得知的。1953年，高邮新民滩发生大范围的血吸虫流行病，父亲亲临第一线，指挥防治工作，成效显著，被称为“血吸虫防治专家”，他本人也由此调入血防和卫生系统工作。1988年，我在高邮接待了曾任过苏北区党委书记、南京军区政委的开国中将肖望东，他问我有一个老县长吴越同志现在何处，当得知是我父亲时，他连讲了两句你父亲很能干、很能干，当时在高邮工作很出色。父亲“文革”期间下放回农村老家的三年，天天和农民一样出工干活，若给他记工分，肯定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因父亲年轻时就是干农活的好把式。江苏省委宣传部的陆建华同志曾写过《厅长下放第一天》的通讯报道，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父亲逝世前，给组织给家人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嘱，其中一条是要将他的骨灰洒入高邮、宝应两地交界的子婴河。他要回故乡，要和牺牲的老领导、老战友在洒满热血的土地上永远相伴，这就是父亲——一个农民儿子的情怀！
亲爱的值得尊敬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