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记事的时候，父母亲就已中年了。母亲是个极其质朴的人，上班、做家务，极少娱乐。而父亲则是率性而为、极富感染力的人，他兴趣极其广泛：戏剧、歌曲、体育、读书、摄影等等。到了六十多岁，还熬夜看足球，且爱与青年人讨论战事如何精彩、进球怎样乌龙，通常是与两位女婿热烈讨论。

　　小时候邻家小孩偷偷称父亲为“大老虎”，因为父亲单名一个“彪”字，且身材高大魁梧，更因为家里孩子们倘若犯错必会重重受训。家里的哥哥姐姐们既喜欢他又害怕他，然我却很喜欢父亲。

　　我小时候乖巧，不常犯错，父亲并不骂我。加之我出生要比哥哥姐姐们晚得多，而父亲随着年岁增长、工作压力日渐变小，性格也平和了许多。他常年在外工作，但只要一踏进家门，家里就立即热闹起来，像过节一般。母亲照例会忙着多添两样好菜，在外疯玩的哥哥姐姐也全都像支箭赶回家，平时不开的收音机也高声放着欢快的歌曲。

　　记不清父亲多少次挽着我的小手，走在界首的古街小巷中，走在夕阳西下的运河堤上，走在我温馨的童年时光里。幼年的我尚是个小不点，更觉得父亲的高大：仿佛他是高山、他是大树。我脑海里最经典的场景有两个：夏天傍晚，父亲会在院子里放一张小桌喝酒，有时还兑一点用井水逼过的白汽水。我坐在他身旁的小凳上，负责汇报他不在家时家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哥哥姐姐又作搅了，惹妈妈生气了等等（那两人年纪相差一岁）。父亲非常享受这一时刻，他喜欢用宽口的玻璃杯喝酒，端起酒杯慢慢地抿一口，煞是惬意；而冬天我则喜欢躲进父亲的大衣里：父亲穿着军大衣站着，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一掀大衣躲进去。父亲很配合地假装不知道，向前走一步，我就跟一步，并呵呵地笑出声，乐此不疲。

　　父亲曾给我讲过很多故事，包括他青少年时的往事。他幼时家境不错，但战乱年代，日子几经波折。大伯参加了新四军，祖父母相继去世，几位年长些的姑姑也都出嫁离开了家乡。他还年少，日子过得艰难，被迫辍学，在布店卖过布。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少年时最窘迫的一件往事：去高邮找最疼爱他的大姑，但身无分文，连最便宜的轮船票都买不起，步行60里从界首到高邮。初夏的天气，走了一半到马棚湾的时候，又渴又饿，路边就有卖粥的，但只能望两眼，歇了歇又上路。解放初期，随部队北上的大伯寄了不少书给父亲，鼓励他多学习，长大后做个有用的人。他坚持自学完初中课程，直至后来参军——在广州白云机场，空军。父亲在部队进步很快，他学过手风琴，爱打篮球，歌也唱得好，是部队教唱歌的教员。我手机里就保存有父亲那时的照片：英俊潇洒，颜值超高，把如今那些有点娘的韩国小鲜肉甩八条大街去。

　　上世纪50年代末二伯英年早逝，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大伯为人仁厚，虽远在辽宁、手头不宽，仍每月按时寄20元给二伯母度日，并一再写信希望父亲回家乡工作，照应老家的侄男侄女。父亲亦为侠骨柔肠之人，多方考虑，还是回了家乡。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家里日子过得并不容易。我大姐（堂姐）说过，家里人口多，为省点钱，夏天的时候，父亲会自己动手，为一帮孩子做一大锅酸梅汤解暑；中秋节时父亲用面粉揉面、用绿豆沙做馅，做好月饼后每个孩子分一个，又去店里买点团圆饼，每人分极小的一角配着吃。

　　父亲在高邮北片工作多年，川青的十年是他最具个人魅力的岁月。他工作很有魄力，且有创新精神，在水利和绿化方面成绩不俗。我的一位老家在川青的同学告诉我：小时候他时常听爷爷提到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在老川青人心目中威望很高，与杨志、杨秀明号称“三杨”。川青地势低洼，与临泽落差很大，经常发生水涝。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当年主要的成绩是把田地方整化。我猜想这也是出于水利方面的考虑，这在现在看来都是颇有远见的举措，便于农田机械化劳动。同时动员全公社的劳力，用人力筑一条大坝以拦住洪水，并在大坝上修建船闸和植树造林。这位同学的老家邻近兴化、地势很洼，在1991年发大水时都没有被淹。

　　父亲去世整整13年了，但仿佛他并没有走远，他的音容笑貌犹在。他正站在高高的云端之上，深情凝望着我，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