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到舅父家拜年。妈妈搀着我，指着小路前方的两间土坯茅草屋说，那是舅的家。十几平方米的堂屋里，物什陈旧简陋。一块木板搁在砖块垒成的老柜上，大桌子的周边立着几张破板凳，锅灶挨着东墙，一个半锅盖伏在两口铁锅上……

　　听妈妈讲，舅父生在解放前的富农家庭，家境宽裕。他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烂熟于心。舅父读到《孟子》时，因成份不好被抄了家，不得不辍学。正值青春的他因成份遭贫下中农白眼，因成份在村里四处碰壁，也是因为成份，刚结婚不久的舅妈也被气疯了。

　　从此，舅父在人生的罅隙里生存，生产队的重、苦、难的活计，他都干。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生产队船上的水泵，不知被谁故意推下水。队长气冲冲地叫舅父去打捞，他委屈地点点头，穿着短裤爬到河中去捞泵，在冰冷的河水中泡了一个小时，冻得嘴唇发紫，两腿直哆嗦，才将沉在河里的水泵移到岸上。

　　1960年闹饥荒，当时已有两个孩子的舅父主动要求去三阳河的大型工程。晚上每人分得的一碗大米饭，舅父舍不得吃，带回家，用萝卜、野菜、麦麸等重新调制，供妻儿老小度日糊口。

　　1966年文革爆发，身为富农的舅父再次成了批斗的对象，他自己也记不清被罚站、下跪、打骂多少次。被生活折磨得麻木的他禁不住感叹地说：“我们家上辈子不知做了什么坏事，让我们姊妹几个来承担。”其实，在那个年代遭遇迫害株连的何止是舅父一家啊。

　　我十岁生日时，舅父在众亲戚面前，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喜笑颜开地说：“我姊妹六个，只有两个外甥，我最喜欢小外甥了。”我十七岁那年，母亲意外去世，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舅父安慰说：“没有了母亲，更要自立，男伢子要面对现实，要勤劳、节俭……”

　　1995年我建新房时，舅父主动来帮忙。白天他与瓦木工做杂事，晚上还要替我打更看场子。那些日子，舅父清癯的脸颊总洋溢着笑，他对邻居说：“外甥砌新房，当舅的能不高兴吗？”

　　我的舅父含辛茹苦将四个子女拉扯大，帮他们结婚，晚年的他还闲不住，为小儿子放养了好多鸡鸭，解决家中日常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