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高中同学聚会距今整整八年，那是参加车逻中学五十周年校庆。

　　应该说，那次校庆举办得较为成功，从1958届到2008届的同学们来了许多。

　　有一位袁姓同学，我们平时关系很不错，走上社会也都一直保持联系。我受班长委托请他参加校庆。接到通知，他很是兴奋，问我有哪些同学参加。我说，反正每个同学都邀请了，至于能去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再没有问什么，欣然接受了邀请。过了几天，突然打电话给我，他改变主意了。他讲了两点原因，一是工作忙，领导不批假。二是感觉地位低，没信心参加。第一点原因应该是一个借口，第二点原因才是关键所在。我反问，为什么会自卑呢？同学就是兄弟姐妹，大家都是平等的，老师一直要求我们去掉自卑感树立自信心，难道非要等到你功成名就才参加吗？话虽这么说，转身想想自己亦不如他人的境况，也没有了底气，自卑感油然而生。于是话锋一转，答复他，如果压根不想去，去了也不会开心，倒不如不去。我这位同学比较诚实，他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很直接、很充分。受他的影响，不少同学也产生了放弃参加校庆的想法。班长说，校庆是我们自己的节日，五十年一遇，也许这辈子只能有一次参加的机会了，重回母校、重温友谊，值得纪念和留念。还有哪件事情比它更重要？我现在重新履行一次班长的职责，并以老同学的身份请你们参加，这是纪律，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得请假。班长的话情真意切，让我们打消了念头。

　　我们这一届的同学比较活跃，校庆仪式结束后，年级还单独举办宴会。仍有不少同学谢绝参加。班长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既然都参加校庆仪式了，既来之则安之，还是见见吧，本年级的同学分别二十载，已经非常生疏，增进感情还是有必要的，免得碰破头也不认识。

　　班长的一片热情，让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宴会地点安排在城区一家饭店，一间不大的餐厅，摆放着五六张桌子，桌子旁边挤满了人，多数同学在闲谈，打牌的也有两三桌，不少同学在旁边观战。见到有同学来了，闲谈的、看闲的同学立即起身，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相互握手问候，端茶递烟，非常热情。我们彼此之间只能凭印象认识，还有部分同学确实想不起来，虽然同一个年级但不在同一个班级，因而一点印象也没有，相互介绍时有些尴尬。

　　就餐前，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出于对成功人士的尊重，大家一致认为应先从他们开始作自我介绍。应该说，每个人都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更何况又在同学们面前，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然而那些成功人士显得十分谦虚，相互之间礼让。好在班长协调能力强，点子多，提出按姓氏笔划为序依次进行。既然能有这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还有班长确定的规则，也就不再推辞了。自我介绍时，个别同学还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走向成功的过程，从起步的艰辛、创业的逆转到良好的业绩。

　　就餐开始了。和其他宴会并没有区别，同桌之间相互敬酒，酒过三巡，同学们相互到其他桌子敬酒。我不会喝酒，自然不会窜位，一直和邻座位的同学拉家常。谈笑间，一位很有风度的同学端着酒杯走过来，他用犀利的目光看着我们，“同学们，我来敬酒了，大家随意。”我们立即起身端起酒杯相迎，他扫了扫各自酒杯，发现我的酒杯并非白酒，连忙问，“你搞特殊吗？”我说，我从不沾白酒。他又说，“今天可能不行，切不可蒙混过关。”旁边的袁酉贤同学打圆场，“韦志宝同学确实不能喝白酒。”听到我的名字对方愕然，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再次打量着对方，确实没有任何印象，便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他笑了笑，“仅凭你的回答，就得罚酒。”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口问道，为什么？他对我大声说，“我是袁长贤呀！”我不敢相信。反复问自己，是真的吗？我和袁长贤一直保持电话联系，他在镇江一家国企上班，但自从走出学校大门再也没有见面。如今他满脸络腮胡子，气势不凡的架势，简直判若两人。我赶忙满上白酒，一饮而尽。

　　想到短暂的相聚，很快就要分手，回归到各自家庭、各自岗位，又不知何时才能重相逢。大家十分激动，痛快淋漓地饮酒。

　　宴会结束时，已经接近晚上十点钟。催促回家的手机响个不停，没有人理会，也根本不想撤退。同学们依然聚集在一起，仿佛有说不尽的话语，道不尽的情谊。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班长提议，路途遥远的同学就不要回家了，统一安排到宾馆休息。会打牌的同学，自由组合，找一个场所活动活动。会唱歌、跳舞的同学，就到附近的卡拉OK厅，尽情地疯狂吧！尽管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有自己的喜好，然而一个个酩酊大醉，哪能打牌、唱歌、跳舞？大家赖在饭店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我们打牌、喝酒，牌呢？酒呢？”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也没有人应答，原来服务员都准备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