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高中同学聚会距今整整八年,那是参加车逻中学五十周年校庆。
应该说,那次校庆举办得较为成功,从1958届到2008届的同学们来了许多。
有一位袁姓同学,我们平时关系很不错,走上社会也都一直保持联系。我受班长委托请他参加校庆。接到通知,他很是兴奋,问我有哪些同学参加。我说,反正每个同学都邀请了,至于能去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再没有问什么,欣然接受了邀请。过了几天,突然打电话给我,他改变主意了。他讲了两点原因,一是工作忙,领导不批假。二是感觉地位低,没信心参加。第一点原因应该是一个借口,第二点原因才是关键所在。我反问,为什么会自卑呢?同学就是兄弟姐妹,大家都是平等的,老师一直要求我们去掉自卑感树立自信心,难道非要等到你功成名就才参加吗?话虽这么说,转身想想自己亦不如他人的境况,也没有了底气,自卑感油然而生。于是话锋一转,答复他,如果压根不想去,去了也不会开心,倒不如不去。我这位同学比较诚实,他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很直接、很充分。受他的影响,不少同学也产生了放弃参加校庆的想法。班长说,校庆是我们自己的节日,五十年一遇,也许这辈子只能有一次参加的机会了,重回母校、重温友谊,值得纪念和留念。还有哪件事情比它更重要?我现在重新履行一次班长的职责,并以老同学的身份请你们参加,这是纪律,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得请假。班长的话情真意切,让我们打消了念头。
我们这一届的同学比较活跃,校庆仪式结束后,年级还单独举办宴会。仍有不少同学谢绝参加。班长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既然都参加校庆仪式了,既来之则安之,还是见见吧,本年级的同学分别二十载,已经非常生疏,增进感情还是有必要的,免得碰破头也不认识。
班长的一片热情,让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宴会地点安排在城区一家饭店,一间不大的餐厅,摆放着五六张桌子,桌子旁边挤满了人,多数同学在闲谈,打牌的也有两三桌,不少同学在旁边观战。见到有同学来了,闲谈的、看闲的同学立即起身,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相互握手问候,端茶递烟,非常热情。我们彼此之间只能凭印象认识,还有部分同学确实想不起来,虽然同一个年级但不在同一个班级,因而一点印象也没有,相互介绍时有些尴尬。
就餐前,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出于对成功人士的尊重,大家一致认为应先从他们开始作自我介绍。应该说,每个人都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更何况又在同学们面前,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然而那些成功人士显得十分谦虚,相互之间礼让。好在班长协调能力强,点子多,提出按姓氏笔划为序依次进行。既然能有这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还有班长确定的规则,也就不再推辞了。自我介绍时,个别同学还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走向成功的过程,从起步的艰辛、创业的逆转到良好的业绩。
就餐开始了。和其他宴会并没有区别,同桌之间相互敬酒,酒过三巡,同学们相互到其他桌子敬酒。我不会喝酒,自然不会窜位,一直和邻座位的同学拉家常。谈笑间,一位很有风度的同学端着酒杯走过来,他用犀利的目光看着我们,“同学们,我来敬酒了,大家随意。”我们立即起身端起酒杯相迎,他扫了扫各自酒杯,发现我的酒杯并非白酒,连忙问,“你搞特殊吗?”我说,我从不沾白酒。他又说,“今天可能不行,切不可蒙混过关。”旁边的袁酉贤同学打圆场,“韦志宝同学确实不能喝白酒。”听到我的名字对方愕然,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再次打量着对方,确实没有任何印象,便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他笑了笑,“仅凭你的回答,就得罚酒。”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口问道,为什么?他对我大声说,“我是袁长贤呀!”我不敢相信。反复问自己,是真的吗?我和袁长贤一直保持电话联系,他在镇江一家国企上班,但自从走出学校大门再也没有见面。如今他满脸络腮胡子,气势不凡的架势,简直判若两人。我赶忙满上白酒,一饮而尽。
想到短暂的相聚,很快就要分手,回归到各自家庭、各自岗位,又不知何时才能重相逢。大家十分激动,痛快淋漓地饮酒。
宴会结束时,已经接近晚上十点钟。催促回家的手机响个不停,没有人理会,也根本不想撤退。同学们依然聚集在一起,仿佛有说不尽的话语,道不尽的情谊。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班长提议,路途遥远的同学就不要回家了,统一安排到宾馆休息。会打牌的同学,自由组合,找一个场所活动活动。会唱歌、跳舞的同学,就到附近的卡拉OK厅,尽情地疯狂吧!尽管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有自己的喜好,然而一个个酩酊大醉,哪能打牌、唱歌、跳舞?大家赖在饭店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我们打牌、喝酒,牌呢?酒呢?”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也没有人应答,原来服务员都准备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