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至1999年，我任高邮市政协副主席，同时任市委统战部长。短短两年，对政协工作的意义有了深刻了解，自己也结交了一批新朋友。
褚元仿是高邮籍上海文化人，为家乡办事热心，王氏纪念馆程十发绘王氏父子像和文游台前严友人塑秦观铜像，都由他热心牵线，被誉为“自费高邮驻沪大使”。他与前任部长朱维宁是好朋友，我到任后，老部长介绍我与他结识。
褚公每年回乡一两次，每次小住个把月，大街小巷到处走，鸿儒小贩都接触，自诩他看到听到的，我们不一定知道。每次聚会都拿我们当朋友，没有客气话，不是介绍外面世界的精彩，就是对家乡建设提出建议，几乎都是他包场。他很早就鼓动高邮要举办新春音乐会，邀请知名乐团，与大城市、与世界文化接轨，要交响化，让高邮孩子不仅知道二胡；有一阵见面就说“汪曾祺是品牌，东大街是城市记忆”，呼吁尽快修建汪曾祺故居，期待“什么时候能与汪曾祺联系成活的大淖啊！”虽是七旬老人，却声音朗朗，侃侃而谈，从时政热点、理论动态到历史掌故、人物传奇，无不知晓。他自认为小城闭塞，将传播作为回乡的任务，也是对家乡的贡献。外界不尽以为然，友好者调侃他“忧国忧民”，苛难者说他“好为人师”。至于口无遮拦，臧否人事，更是难免得罪人。他有所察觉，为之苦恼，归结为小城太少现代气息，而多的是“叽叽喳喳”，格局不大，颇为家乡观念闭塞滞后着急。作为在上海出生的旁观者，当然能看出他的观念、作派与小城的落差，从中作些劝慰转圜。而观念更新非一日之功，入乡随俗则是亘古不变，谁对谁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我与他有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辩，是为企业改制和职工买断。他指责改制中“一些人得益，多数人失益”，虽委婉地补充说“全国如此，亦非高邮一地”，但我听不下去，执拗于高邮现状与之争辩，据理力争：改制伤及无辜却不得不改，政府左右为难仍不得不为。现在回头看，他的说法，除有在上海平台积累的信息，出于一种全局考量或理性分析，肯定也有在高邮与民众包括亲友的感性接触，其批评应该有一桩桩有名有姓的个案支撑，虽然他没有细说。这些是当局者不易听到的苦口之良药，逆耳之忠言。平时说要听不同声音，说得好听，事到临头并不合格。至今我仍歉疚。
好在褚公事后并不在意，相反跟我交往更深，建立了正常通信联系。信中除了热心介绍外部信息，推荐好书好文，谈及国事家事，还以自己经历给我启发和提醒。后来看电影《天堂电影院》，有许多老放映员艾费多跟尚未涉世的多多唠叨的镜头，看似平淡的对话包含了老人一生经验。重复看过多遍，总让我想起褚公。
通信延续到他逝世前一周，共计收到157封，最后两年每年超过20封。与老人通信，也是对“老派文化”的补习。如他来信抬头必是“泽勇兄”，落款“弟褚元仿”，却不让称他褚老，要称“老褚”至多“褚公”；从右至左竖写，蝇头小字，密密麻麻三四页，纸尽信了；绝少错漏字，从笔迹不同看出时有改动或添上一句两句；来往之密是他见信即回，“见信即回是对人的尊重，是规矩。”
褚公2012年元旦遽然离世，享年83岁。没有了褚公，起初不觉得，时间长了，都感觉缺了什么。
1999年10月中旬，接到政协转来王沛10月4日的信，有事需统战部与市政府协调处理。王沛，听说过，没见过，通过办理此事，从别人口中对他身世的了解，竟让我感慨不已。王沛出身高邮名门，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山大学农经系，就职新疆省政府民政厅。其妻是高邮董家闺秀，上海大夏大学校花。接踵而至的社会大变动改变了人生。1949年9月新疆宣告和平解放，王沛作为起义投诚人员按政策接收进入新政府机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运动中，陡生曲折，蒙受冤屈，戴上反革命帽子坐牢十余年。轮到特赦出狱，安排回高邮老家，由民政局对口接收安置。虽蒙特赦，世人仍另眼相看，被安排在一般人不肯去的殡仪馆。一个曾经的高材生，年近六旬孤零零地住在传达室看门，日复一日以度余生。熬到平反落实政策，调到公园，换个地方仍然看大门，政协吸收其为委员。退休后离开高邮去武汉与妻子儿女一起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多年蒙受冤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人，平反后，用落实政策补发工资1万元，创立高邮中学农业院校考生奖学金。1万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笔大钱，时称办厂做生意的成功者为“万元户”。他生活节俭，并不宽裕，子女也不同意，但他坚持要做。他说，社会对学农有偏见，而农业很重要，设奖学金是用个人微薄之力作点引导。每年放假，获取奖学金的孩子回邮都要与他相聚，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利率下调，1万元所得利息不够安排，有人婉转地建议他可以收手。而王沛坚持不渝，表示愿以退休工资补足。
接收他的信没几天，10月28日突然得到王沛老于27日晚在武汉去世的噩耗。部里与政协当即商量，派副部长吴庆云和政协、民政局的干部作为代表，第二天去武汉吊唁治丧。吴部长回来后动情地说，董奶奶和孩子非常讲理，没有提半点份外要求，除丧葬费外，不要单位支出一分钱，全部自理。王沛奖学金坚持按他生前愿望不撤。由于利息不足以再支持，明年发一年后，余款选择资助部分下岗职工子女入学，一次性解决完。
多年后，在《高邮日报》副刊读到陈永平写王沛老的散文。陈跟他做过邻居，写了一些切身经历的细节，生动真实，很是感人。当时我不由想到了王沛奖学金，想到了殡仪馆看门，想到了他那封信……
香港居民熊先生，原籍高邮甸垛，弟兄四个，两个去了香港，两个留在高邮，依“荣华富贵”取名，熊先生老大，名叫熊家荣，我结识他时他年已七旬。熊先生在香港理发，一辈子在湾仔挣了一间两层上下的门面，雇几个师傅，熊先生收账，熊太太打杂，扫地抹桌子，小本经营，小康之家。熊先生夫妇生活俭朴，一口家乡话，没多少文化，说的都是朴素的家常话，还真分不出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刚到政协那年6月，他夫妇捐资14万元为家乡修建从庄台到公路的水泥路，取名“思乡路”，邀请我去揭牌。别人告诉我，熊先生对家乡常有善举，前一年捐资20万元建了庄台内道路、桥梁和幼儿园。
自此与熊先生交上了朋友，每次回高邮会邀我相聚，每年大年初一，都接到他恭贺新年的电话。熊先生年龄比我大很多，让他给我打电话太不合适，我特意要了他家电话，年初一提前给他拜年。不料，电话拨不通香港，无奈只有等他电话。我退休后，他回邮聚会还邀请我，一晃已有几年不见。写此文时特意了解，熊先生于今年春季逝世，享年91岁。
还有一个退休老教师，既没见过也不知道名字，但她的事迹却铭记在心，不得不写。
一次听部里同事说“那个费老师又来过了”。说得含糊，但他们都心知肚明，很是熟悉，只有我不解。哦，原来是一个退休教师，也是统战成员，自希望工程设立起，年年捐款；她不知往哪儿捐，就到“娘家”统战部，每年一次，一次捐1000元（1990年代初期，月薪在百元上下），一年不空，已近10年。她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每次来都坐三轮车，颤巍巍地下车交钱。我跟同事说，下次来告诉我一下。可没等到下次，我调离统战部。
这些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事，什么时候只要说起，都让我感动。有时我想，他们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不是领导干部，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品格和操守的高度，即使有些党员或领导，也未必能够达到。央视每年做个“感动中国”特别节目，这些人也是能够“感动高邮”的。
刚到统战部时，有人说，你当过有权部门（市委办）有钱部门（经委）领导，统战部无权无钱，不好干啊！我一时无言以对。入门之后，越来越看到政协统战的优势所在，而且是其它地方所没有的，那就是人，就是有很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做政协统战工作，将中共的政策、关心送给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为党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这是一股多大的力量啊！同时，从与他们结交中，感受到他们散发出的人文情怀，学到他们的人格操守。
老部长朱维宁退休后写起散文，在报刊发表一篇接一篇，写了不少统战成员，亦即他结交的朋友。一次我傻傻地问他：“你这样写，会不会写完啊？”他乐呵呵地说：“一时写不完，肚子里货多呢！”写这篇文章时，想起老部长写过的文章写过的人，想起他说的“写不完”。我在政协（统战部）时间短，交友没他深，但也有不少人和事时常激荡在心，鞭励自己，借着纪念高邮政协60周年，以此拙文谨表纪念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