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中旬，新四军八纵几个团和地方部队，在粟裕和陶勇的指挥下，消灭了高邮城外围的大部分鬼子和伪军，少数鬼子和伪军逃入城中，龟缩在孤城内。

　　我家住在高邮城西通湖桥对面的杨家坞。有一天，一位身背盒子枪、公文包，身穿灰布军装的干部，带领20多个战士来到我家，一进我家门，就喊：“老板，我们是来打鬼子的，想住在你家几天。”我父亲知道他们是新四军，高兴地答应了。那干部也很满意，随即要战士们坐在天井里休息。我妈对他们说：“我们家做小生意，卖鱼虾，有鱼腥味，怕你们住不习惯。”那干部说：“哪里、哪里！我们都是穷苦人，不怕的。”接着，他们挑水的挑水，扫地的扫地，掸尘的掸尘，不一会就把家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桌子、板凳抹得一尘不染。一位年长者在我家草堆上拔了两三个草把，放在路边晒，供晚上打地铺用。那时我才六七岁，只听得他们口口声声喊“老板”“老板娘”“同志”的，亲热得就像多年不见的一家人。新四军战士特别喜欢小孩，抱抱我又抱我弟弟，真是开心极了。

　　我爸爸看到这么多人，把平时不用的玻璃罩子灯拿出来，将玻璃罩子擦了又擦，并装满洋油，供晚上照明用。等我们吃过晚餐，战士们就在我家大锅灶上煮饭、烧菜。妈妈发现他们人多菜少，就到菜地上挖了好多蔬菜，又把家里吃的大咸菜煮小鱼搬出来，给战士们吃。那位干部叔叔说：“老乡，谢谢你们！部队有纪律，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我父母说：“是我们自愿送给你们吃的，不要紧，军民一家人嘛！”那位干部叔叔没办法，就拿了些钱给我妈，我妈不肯收，他就把钱硬放入奶奶的口袋里……

　　天快黑了，爸爸点上罩子灯，堂屋里亮堂堂的。战士们打好地铺，坐在上面擦枪。那位干部叔叔动作十分熟练，把盒子枪零件拆下，擦得干干净净，排放在大桌上。我好奇地用手拿起来瞧，叔叔轻声提醒我：“在哪里拿还放在哪儿，不要丢了。”我不好意思地将零件放回了原处。叔叔又说：“长大了想当兵吗？”我说：“想！”叔叔说：“等你长大了，到我这里当兵吧！”

　　擦完枪装好后，他们就熄灯休息了，我也回到昏暗的小香油灯房中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和弟弟起来，见堂屋里空无一人，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问叔叔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后来，我跑到后门口向外看，只见许多新四军战士正在坞中的浅滩上列队、训练……

　　12月25日，我爸妈天不亮就到湖边贩鱼，挑到北市口卖。这天战士们都很忙，午饭后不久就早早地忙做晚饭，有鱼又有肉……改善伙食了，有好菜吃，年轻的战士个个高兴；但有个老兵很特别，他沉着而冷静，我不知到他在想什么。随着炊事员一声：开饭！大伙立即围在几个大盆四周，坐下来吃饭，有说有笑，很是开心。饭后一位年龄大点的同志说：“老板娘，你们也烧晚饭吧，吃过晚饭后，呆在家里不要出去。”

　　到了傍晚，我先听到了零星的枪声，一会儿便枪声大作。这时攻城的新四军从四面八方向鬼子开火了。尤其是住在我家的新四军一反常态，将我家的东山墙挖了许多洞，又在门外河堤上做了好多掩体，我家变成了土碉堡，战士们向城墙上开火！我们一家五口人，躲在墙脚根下，头顶棉被、棉衣不敢动。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怕，偷偷地跑到门边，从门缝中向外望去，只见天空中红色、绿色的子弹东西对飞！突然，一发炮弹在我家附近爆炸，将奶奶的耳朵震闭气了，什么都听不到了。后来，我奶奶成为杨家坞有名的聋奶奶了。

　　鬼子从城墙上的碉堡里向杨家坞新四军打炮，我军也不示弱，迅速在附近沈五房鱼行的晒场上，用麻袋装土堆成一个土碉堡回击鬼子。鬼子又打来掷弹筒，落在门前的草堆上爆炸，顿时火烧到我家房子上。我父母急了，跑出来救火，被那位干部叔叔拦住：“老乡，火太大了，救不了的，鬼子打掷弹筒就是要烧房子，让火光照亮我军位置。你们要救火很可能就没命了，不能救！”他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拿出笔在日记本上写字，然后撕下，交给我父亲说：“老乡，等高邮解放了，你拿这条子，到县军政委员会去，一定会有说法的！”父亲在紧张慌乱中收下了条子，那位干部写完后继续指挥战斗。

　　这场大火将我家七间瓦房烧得干干净净。望着眼前一片废墟，我父母、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家里人开始清理废墟，我也拿小铲子清理堂屋后檐墙根，铲出许多被大火烧碎的瓦片和熔化了的锡饼子。妈妈看了哭着对我说，这是家里香炉、蜡烛台子化的，你不能拿去换大鼓糖吃，将来还可请锡匠师傅重做呢！

　　就在我们全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中时，爸爸的一个把兄弟的妻子浑身是血哭着跑来报丧：攻高邮时，住在他们家的新四军要他们躲到西堤边，他们一家却躲在杨家坞子进出口处，敌人子弹打在大青石上，反弹过来将父亲把兄弟打死了。万分悲伤的父亲安慰眼前的孤女寡母一番后，将身上仅有的钱都给她们，并帮助草草安葬了死者。

　　后来，母亲突然想起那张纸条，要父亲拿出来到县里申请补助。父亲这才如梦初醒，但把身上所有口袋翻遍，却是一无所有。没有条子不行，那个干部姓什么，是哪个团、哪个营的也不知道。那时军队番号是保密的，老百姓也不好问，况且他们是临时住在我家，不过两三天时间，又怎么能知道呢？

　　而后，我父亲只要看到新四军就十分留心辨认、寻找，直到活到九十三岁高龄，在他临终前还要我帮他寻找。我也想念那位新四军叔叔，房子虽然烧光了，他的一句话却救了我们一家人啊！

　　2009年，我快过七十岁时，打听到有几位老同志当年在高邮打过鬼子，住在南京孝陵卫军级干部休干所，便同夫人一起去南京，住在当时在海军电子工程学院的四弟孙士明（大校）家（当时他还没有退休）。最终，我与黄浩军长联系上了，他约我们腊月初八上午十时去。我和弟弟到达后，黄军长早已派警卫员在门前等候。黄浩和秦镜军长一同接见了我俩，当我们谈到上述之事时，他们表示，打高邮时他们部队没有住在杨家坞，还说那个时候千军万马，没有姓名和部队番号是很难找到的。见我们有些失落，他们便安慰我和弟弟不要难过。两位军长亲切的话语就像当年那位新四军叔叔！后来，他们与我分别拍照，让我坐在他们两人中间，后又与弟弟拍照留念，这些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为此，我曾写了《两位军长陪我过七十岁生日》一文，发表在《高邮日报》上。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那位新四军叔叔是否还健在？我们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