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涛原名夏征涛，是我近三十年的文友。初识时我非常想告诉他“征涛”做笔名非常好，我都想把这个名字用到我写的小说里去。
夏涛现在比夏征涛有知名度，是因为夏涛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而夏征涛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作为他的文友，我关注他更多的是作品，他写了什么，发表了什么，出版了什么？夏涛这些年来吭哧吭哧地写了不少的作品，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都有发表和出版，还热衷于高邮和里下河地区原生态民歌的挖掘和保护。我由此知道作家夏涛是“健在”的。曾几何时，文友们牺牲了一大批，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淹没，在仕途的跳板上栽倒或匍匐，在生计劳累中消沉，在娱乐中至死，我可以列举出我们高邮一大把这样的“文青”名字。而夏涛呢？他的经历和我非常相似，也北漂过，也搁过笔，都是文学里死去活来，近年又回到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评论家戎平是我的同学，他说与我不是一路的，说我“酷”。我不知这个“酷”指什么。也比较一下的话，我和夏涛也不是一路的，他比我“掐”。
我说夏涛“掐”是指他会来事，在有些人眼里他却是一个会搞事、有锋芒、有异想天开想法的人，在别人触犯他利益的情况下他不留情地予以还击，也做一些似乎台盘边上的事情。但在我看来，他似乎又不是那种毫无道理惹是生非的人，这些年他弄出的事大多与热爱的文学有关。因为文学，他的脑洞很大，他以作家身份为荣并四处显摆，想为邮城作家这个小群体多做些事，私下里也裹挟小私心，要给自己创作成绩和作品挣得更多的荣誉。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错，文学本身就很功利，中文系的文学基本原理分析都不回避这一点。我们不能以文人无行来为作家有违常态的行为背书，给予充分理解是应该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要爱作家、宽容作家，作家都是活雷锋。他们已经把生命中最好的东西都放到写作中去了，所剩无几，自己就像熬完药剩下的渣。所以，一个作家只要在作品中有魅力就可以了，生活中的作家基本就是药渣。 ”夏涛是药渣，我也是。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在争取做活雷锋，做一个好作家。
评论或者要议论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是最主要的，是核心内容。夏涛写小说是受过训练的，他上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这从他小说叙事的井然有序可以看出，从不东一榔头西一棒；也能从谋篇布局中看出他的训练有素，“虎头猪肚豹尾”这些套路他玩得得心应手。他过去的小说大多以中短篇为主，只是囿于经历和眼光，在今天的我看来格局没有做大，这么说是他的生活经历过于丰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影响了他的想象力发挥，妨碍了他对于人物丰富性的进一步拓展。但毫无疑问，他是讲故事的高手，水平在我们一般人之上。
前些年，我得知夏涛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很为他高兴并关注着。他把写好的作品陆续在新浪网站的原创文学栏目作连载，读者甚众。那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够遇到一位好的图书出版编辑，像作家顾坚遇到的那样。可惜没有。夏涛的这部未完成的作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以至于在他准备出版而找我写推荐语时，我很快地就写给了他。
我在推荐语里写道：《烟花》是以著名作家汪曾祺故乡高邮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为他的乡人和传承者，作者对发生在这座有千年多历史的文化古城特殊年代里的乡村故事进行了书写。小说中的人物很像汪曾祺笔下人物的后人，小英子的姐妹、儿女们，十一子的侄子或者孙子；故事发生地可能就是少年汪曾祺和家人躲日本鬼子侵害的偏僻水乡，美丽、温馨而又多情的一处地方。在这个地方生活着的淳朴厚道乡下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漩涡里打漂、泥淖里挣扎。人性大爆发下，那些销魂的男女关系，那些沉浮的人物命运，那些诡异的乡间逸闻令人唏嘘，也令人感动。这是部有生活积累的作家激情创作，它激活了那个时代的记忆，是微观政治史，其赤裸裸的细节真实和不隐恶的写实让读者拍案叫绝。
《烟花》这部小说让我看到夏涛的“掐”实实在在是一种认真，他把自己也“掐”得可以。小说展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泾水乡几个高考落榜高中生，回到村庄正逢农村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的体制改革——由大集体向土地承包的革命化转变，他们在变革中寻找出路和归宿。
我曾经高度怀疑《烟花》中的主人公夏志峰原型是夏征涛，因为他小说写得很夯，搂了好多故人故事，写人家的事还用人家名字的谐音命名。惹得不少人在对号入座以后对他有意见。可我觉得，夏涛是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大酱缸里用棍子搅了搅，搅出了各种味道。那些写得好的、生动的，是他在搅的时候还下劲“掐”了。为避嫌我不说别的人物，就说夏志峰。
夏志峰的故事有一段被夏涛抽出来做成了一个短篇小说，名字叫《一壶槐花蜜》，这篇小说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了，也在高邮的文学杂志《珠湖》上刊登了。我在《珠湖》上读到的时候笑了，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杂志。边上的一位评论家见状拿过去翻了翻，然后认真地读了这篇小说，我看到她在阅读的时候脸色越来越显得难看。看完后她说这小说写得真不错，写出了人性。在以后的几天里，她不时地对我说到这个小说，说她看了有话想说，很想写一篇评论。我马上请她写，并因为她没有动笔而以为她把这件事淡忘了。哪知道她没有，她问我这个作者和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我说有关系可能又没有关系，都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么夏志峰即使是夏涛也不等于就是夏征涛本人。这篇评论她至今仍然没有写，她说这个小说让人感到沉重、感到心疼，也不寒而栗。
《一壶槐花蜜》写了什么呢？写了青年作家夏志峰因为一篇小说打动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这种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过程产生了情愫和暧昧，暧昧在夏志峰这边，踌躇满志的他以为这位文笔温婉的女读者、仰慕他的女文青会给他带来一场艳遇。在见到这位带给他一壶槐花蜜的女孩后他大失所望，甚至恼怒，因为她长得奇丑无比，和她亲近不仅自己不愿意，还会遭到好友可能的嘲笑。夏志峰极不耐烦地打发她离开，让她心里受挫甚至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这个本来要把自己保留几十年的初夜献给他的女孩回家以后就自杀了。夏志峰只觉得这是他遇到的不堪或者是可以在一定范围说说的笑话，没有负罪感更是没有深刻的自责。这种无情的冷漠和不人道的所为震撼了我，我读的时候笑了笑是自忖，是在想这些年所遇到的文学圈内的那些有情其实很无情的事情。评论家想到什么呢，她的沉重、心疼、不寒而栗是因为什么引起的，针对谁？我仍然在期待她在评论文章里写出来，像要揭开一个谜底那样地有些急迫。
我也在想，不管这个故事是真实还是虚构的，夏涛都勇敢地“掐”出了自我对这个“她者”的态度，他没有评判夏志峰，没有在作品中预设一个道德高度，这或许是聪明的。让读者去评判。他写出这部作品，态度其实就已经有了。
我真心地希望夏涛在作品里像这样“掐”，多多地“掐”，放开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不如意不顺眼的东西。但也有问题，夏涛要是成为一个驴蛋两面光的人，他还是一个能够涉足人性书写的作家吗？这么一想我倒是要学习夏涛的那些犯嫌的不招人待见的个性了。
“像夏涛那样掐掐掐”应该成为我的一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