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我对高邮市集邮协会是怀有感情的。因为我的集邮之路，是在市邮协的搀扶下走过来的，集邮中所取得的每一个小小进步，都是与邮协的支持、鼓励分不开的。

　　我与市邮协的接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从组织部调到供销社工作，那时正是又一个集邮热掀起的时候。单位组建了供销社集邮协会，我有幸经常参加市邮协开展的一些活动，和邮协的一些同志便逐渐熟悉起来，相处也越来越融洽。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邮协的副秘书长夏春节同志，见面总是催促我编组邮集。对编组邮集，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总觉得无从下手。市邮协过去也年年举办新春集邮展览，有一年，在中山路邮局二楼的一次邮展上，展出了圣刚的专题邮集《船》和刘建东的专题邮集《鸽子——和平的象征》，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真实的邮集，使我开了眼界，同时也下定决心编组自己的邮集。

　　我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选择了以书籍为内容的专题。邮协的同志为了辅导我编组邮集，在棉麻公司的一次集邮活动中，还专门邀请圣刚、任仁同志，就邮集的编排要求进行现场解说。这次面对面地辅导，对我编组邮集帮助很大。

　　自认识圣刚后，我就粘上了他，常常向他讨教编组邮集的知识。即使他后来去南京大学读书，我还把一框专题邮集《书》的“前言”寄去请他修改，由他定稿的“前言”，一直沿用至今。

　　在我的印象中，参加邮协的活动，最频繁的是在1990年后期，特别是在盂城驿旁建了“集邮者之家”后，邮协常常在那里举办各种活动。到那里，我看到了许多集邮类的报刊书籍，这对我积累邮识很有助益。有时还获得邮协赠送的刊物，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批上世纪90年代的《集邮博览》《扬州集邮》《江苏集邮》。关于企业金卡的相关知识和企业金卡可以入集的邮识，就是那时从中获得的。由于邮刊的知识性、趣味性和资料的吸引，促使我开始订阅《集邮》杂志和《中国集邮报》等邮刊。邮书、邮刊陪伴着我在集邮道路上一路走来。

　　参加邮协的活动，使我认识了许多邮人，结交了一些邮友。与他们的接触，自己也获益匪浅。张本中医师是高邮知名的集邮爱好者。对此，我早已听单位的同事说起过（因为他们都曾在横泾工作过），说他有许多邮票，但一直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邮协活动把我们聚到一起，便熟悉起来。一次去他家（当时他住在市人民医院宿舍楼），第一次见到许多台湾地区的邮票，很好奇，问他怎么收集到的，他说“邮购呀”。接着，他向我介绍了邮购的方法，还提供了一些邮商的《售品目录》《邮刊推介》。从此，帮我开拓了收集邮品的重要渠道。通过邮购，我分别从北京、天津、沈阳、广州、福州等地收集了大量的外国邮品，三框专题邮集《书》中展现的世界上76个国家和地区的邮品，大多数都是通过邮购获得的。

　　对于邮协，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对邮人的关爱。我亲身经历的许多人或事，虽已时隔久远，但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记得我刚开始编组一框邮集《书》时，邮品相当匮乏，虽多方收集，但一时难以凑齐16页贴片。任仁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一枚邮品剪片无偿赠送给我，这枚邮品不仅与邮集专题内容非常贴切，而且品相极佳。这枚邮品现在仍保留在我的三框专题邮集《书》里。

　　随着专题的拓展，对邮品多样性、选择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需的邮品不是任意在邮商的售品目录中就能找到的，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多方寻觅。在我感到十分窘迫和无奈的情况下，刘建东先生及时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他和他的女儿用电脑在网上为我搜寻合适的邮品，并且从自己收集的邮品中让我挑选需要的邮品，帮了很大的忙。我邮集中展现的一枚波兰发行的“读书年”邮资片和一枚美国“大学百年”邮资戳片就是刘建东先生帮我从网上购得的。

　　邮协理事金飞声是我接触最早的人，他对我的关心帮助从未间断过。邮协的相关活动，无论是市内的，还是外地的，他都跟我联系，询问我是否参加，平时《盂城邮花》一出刊，就亲自为我送上门，即便他的工作单位由市区迁至开发区，离我家很远，且又不顺路，还是利用下班后为我送来“邮花”，传递集邮的相关信息，鼓励我为《盂城邮花》投稿，有时还主动找我探讨编组一页邮集的事宜，我的一页邮集《名人名著》定为《不朽的灵魂》就是在他的建议下确定的。

　　邮协的关怀是我坚持走集邮之路的外在动力，我尤其深为感动的是市邮协会长倪文才的一次家访。那是2008年秋的一天，倪主席与邮协的同志们来到我家看望我，了解我的集邮情况，对我编组的《牛的自述》和《盂城邮香》专题邮集作了肯定，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出成果。后来在集邮活动中，每次见面都关心我的集邮进展情况。领导的殷切希望，同志们的热情扶持，将激励我在集邮道路上坚持不懈地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