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应邀参加了原高邮县城东农业中学师生聚会。这一特殊的群体，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在“农中”的特殊岁月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园生活。
经查阅有关史料，我国的农业中学是1958年“教育也要大跃进”的产物，在“三年特殊困难时期”最后一年的1962年对农业中学进行了大幅调整。1964年国家提出实施“两种教育制度”，各地又兴起“农中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种教育制度”受批判，大约在1968年至1970年，农中全部撤并至全日制学校。据《高邮教育志》记载，1958年全县仅有12所全日制初中。另有农业中学15所、“红专学校”26所,计43个班级。1962年全县只保留临泽和汤庄两所农业中学。1965年全县农业中学增至57所63个班级，学生1639人，平均每班约26人。
谈及当年办农业中学的情况，老师们感受最深。原城东农业中学班主任杨鹏告诉记者，那时的农村“一穷二白”，多数孩子上不起学，女孩基本不读书，有条件的孩子读到小学毕业也没处上初中（据说，当时小学毕业升学率只有20%左右），以致有的生产队连记工员都找不到，大队会计和农业技术人员更是缺乏。办农中就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农村适用型人才。农中办学目标“三个一”：一手老茧（能劳动，会劳动），一笔好字（会出黑板报，会写春联），一把好算盘（会记账，能当会计）。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边学习，边实践，培养成为一名有文化懂科学的农民。
农业中学的办学历程是十分艰难的。首先是生源困难。当时城东公社只有三个大队近2000多人（后沿河公社并入，共有11个大队近2万人）。由于靠近高邮城区，做杂工机会多，能上农中的又是“大劳力”，家长们往往不让其子女继续上学。老师们就起早带晚逐户动员，用精神感动“上帝”，好不容易凑足了一个班的学生数。有关部门规定，招满36名学生才允许开学上课。其次是办学条件差。因为农中是地方办的，国家不拨款，办学所需经费，皆由当地生产大队按学生数分摊。没有校舍，他们就借用武安大队的尼姑庵；没有课桌凳，就由各大队安排木匠按标准做好送到学校。再次是教学难。当时所谓一个班36名学生，这些人中有小学二三年级的，也有四五六年级的，水平参差不齐，文化课很难上，老师们就采取复式教学，因材施教。上农技课则坚持到田间地头，“现炒现卖”。问及教师报酬，他们说，那时农中教师国家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补助费，主要靠三个所在大队分别记工分，年终分配些粮食。
当年的农中学生，如今都已年过花甲，儿孙满堂，但他们对40多年前的农中生活仍记忆犹新。现已66岁的沈学文说，父辈为他取名“学文”，可是到了小学毕业，家中已无经济能力再供他上初中。后来上农中不但不交学杂费，还能在学校农田里挣工分，让他和一帮想上学又无力继续求学的小伙伴们真是高兴极了！63岁的张桃茂说：“农中平时没有星期天，既上课又劳动，夏种和秋收放“忙假”，让我们回家参加农忙。”
特别是班上仅有的两名女生感慨更深。在那个年代，她们能上农中算是幸运的。黄开梅说她父母虽然比较开明，同意她上农中，但要她每天清晨必须挑菜到城上卖完后才能到校上课；傍晚放学后还要再割一篮猪菜（喂猪吃的草）回家。黄开梅说，只要能继续上学，对父母的要求她都答应，而且还包揽了许多家务事，因此她终于读完了农中。俞春兰虽是独女，上到小学六年级也没有条件继续升学。后来幸亏办农中，她才有继续读书的机会，还当了班主席，1966年8月还被推选去北京见到毛主席。农中毕业后，俞春兰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成为有文化的农民。后来，她入团、入党，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做小学教师，还当上公社（乡）干部。她说：“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农中真是个重要的阶梯。”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当年农中学生要求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拒收。但是，杨鹏他们“网开一面”，以学生表现好为借口，招收了几名家庭成分不好的子女入学，这在当年是要冒些风险的。
这些农中的学生，由于都是“农业户口”。因此毕业后除极少数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外，其余都回归农村，有的担任农技员，有的担任大队长（村长）、会计；有的走上领导岗位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更多的人是在改革开放后，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在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上大显身手，成为工业、建筑、服务业等各条战线上的精英。他们十分感恩特殊年代的农业中学给他们搭建了人生重要的平台，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奠定文化基础。农中毕业后担任农技员、后从村党组织副书记岗位上退休的孙其山深情地说：“从现在各地大办职业中学、职业大学的情况来看，当年的农业中学就是符合国情的职业学校。”
抚今追昔，看到今天蓬勃发展的教育形势和青少年学生的幸福生活，城东农中的师生们十分期望《高邮日报》能记载他们这段岁月，让今天的青少年学生感知他们当年的办学之难、求学之苦，更祝愿青少年学生懂得珍惜，憧憬未来，刻苦学习，早日成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文中图片由杨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