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少游词《鹊桥仙》揭示了爱情的真谛，是千古绝唱，也是千古之谜。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爱情誓言倾诉的对象是哪一位幸运女子，人们曾经做过许多推测。由于词的创作年代难以考订，故历来众说纷纭，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托词说”。偶尔搜索“百度百科·秦少游”，发现在《鹊桥仙》后有这样一段评价：“如果结合他放浪的情感经历来看，完全可以大胆地假设，这只是秦少游安慰痴情女子的托词，或者说摆脱一段旧恋情的美丽借口。”尽管这只是一个“大胆假设”，并无确凿依据，但如今是网络时代，其影响不可小觑。 

　　我们不否认少游曾有过“放浪的情感经历”，当年，少游词曾“唱遍青楼”，作为一个深受各界欢迎的流行歌手，其“粉丝”必定不在少数，因爱其文而钟情于其人者也一定不乏人在。少游传世不多的词作中，以爱情为题材的约占半数之多，而其中的主人公大多为青楼歌女。少游自己从来也不刻意讳饰，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词牌下原来就有一个副题：“赠妓娄冬玉”。按照一般世俗观念，文人墨客与歌女萍水相逢，不过是逢场作戏，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遇到某个痴情女子死缠烂打，为了脱身，说一些好听的话敷衍塞责一下，这在风月场中可谓司空见惯。但若以这样的观念揣度少游，则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少游是性情中人，即使出入青楼楚馆，他也用情至真、至深，很少逢场作戏式的敷衍。如《梦扬州》中，那位歌女频频出现在少游梦境之中，少游作词题赠，并为之自创一个词牌，其用情至深可见一斑。特别是那首被称之为婉约词压卷之作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很难想象，不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真爱，不是痛彻肺腑的依依惜别，能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爱情佳作？恰如清人冯煦所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蒿庵论词》）秦少游“为情而造文”，却没有丝毫的“矫情”，因而有评论家把少游词看着是他的“心灵自传”。诚然，“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确有可能是为了安慰某个女子；但是，这个女子一定已经在少游心中占有相当的位置，少游的劝慰也一定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而非刻意编织的言不由衷的“美丽借口”。如果说少游为了摆脱一段旧恋情，会煞费苦心地编织“美丽的借口”，是对其性格的曲解甚至亵渎；那么一个并非真情实感的“美丽借口”，就被视为爱情的经典之作，千古传诵，历久不衰，那也是对世人审美情趣的一种低估和亵渎。 

　　有人推测，这个“托词”有可能是对徐文美而言。徐文美是少游明媒正娶的发妻，然而有两个现象常常引起词评家们的注意：其一，少游情感丰富且擅长诉诸文字，而少游词的主人公或倾诉对象大多为青楼女子，偏偏冷落了徐文美。其二，秦少游与徐文美存在“聚少离多”的状况。从19岁结婚到37岁出仕之前，理论上少游与徐文美在一起的时间长达18年之久。18年中，少游创作了大量的情词(诗)，情感委婉细腻，感人至深，但是词评家们认为没有一首是写给徐文美的。所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少游和徐文美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没有真正的爱情基础。徐文美许多时候独守空房，难免会心生“闺怨”，有“闺怨”就需要安抚。少游是秦家长房长孙，从维护家庭以至秦氏家族和谐稳定的角度，给徐文美一点情感上的安抚就在情理之中。 

　　这样的推测破绽颇多：其一，少游与徐文美的婚姻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不同于牛郎织女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家长———王母的意愿，遭到了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的坚决反对。其二，少游与徐文美有条件也有可能堂而皇之地耳鬓厮磨。其三，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少游与徐文美“聚少离多”，但相聚的频率肯定远远超出与少游接触过的其她任何一个女性，所生一子二女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其四，少游与徐文美的婚后生活是和谐美满的，从少游诗文中可觅得些许踪迹。元丰六年（1083），少游第二次落第后闲居在家，写过一篇《蚕书》，题下“小序”云：“予闲居，妇善蚕，从妇论蚕，作《蚕书》。”“妇”当为徐文美无疑。少游能够与徐文美一起“论蚕”，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尽管没有那种才子佳人式的卿卿我我，却有着耕读世家夫妻间男耕女织式的平淡自然。《田居四首》表现少游闲居在家、参与农事的场景，其一云：“鸡号四邻起，结束赴中原。戒妇预为黍，呼儿随掩门。”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劳动、生活的场面，还能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爱情的和谐。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如果出现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式的劝慰，不是显得很矫情吗? 

　　二、“思君说”。清代著名词评家黄苏在其代表作《蓼园词选》中说：“少游以坐党藉被谪，思君臣际会之难，因托双星以写意；而慕君之念，婉恻缠绵，令人意远矣。”这段话要点有两个：一是时间上，认为《鹊桥仙》作于少游被贬南迁之后，属少游的后期作品；二是《鹊桥仙》的主题并非爱情，爱情只是被拿来说事的，是“托双星”故事以言志，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依黄苏之说，词中的女主角就不是少游所钟爱的某个女子，而是那个南面称孤的当朝天子。这一观点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甚至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然此论既出，作为一家之言，后世词评家多有保留，采取了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原因在于“思君说”自身有许多破绽，难以自圆其说。 

　　1、从时间上看，《鹊桥仙》与少游后期的情感历程龃龉不合。《鹊桥仙》创作年代不详，但从词豁达开朗、积极向上的情感基调看，一般认为是少游家居或初入官场时期的作品。少游词情感的基调是感伤，中国词坛有“千古伤心淮海词”之说。但是年轻时候的少游慷慨豪隽、率真而达观。“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尽管因为科场受挫、情场失意等不尽人意之事，而时不时流露出一些失意之情，然只是如“山抹微云”般的淡淡的一抹愁绪，与后期的多愁善感、哀怨凄婉形成强烈的反差。评论界一般认为少游思想性格演变的时间节点是其改字前后，笔者以为，真正促使秦少游心态由达观向上转而心灰意冷直至哀怨、绝望的时间节点还要再往后推8、9年，即“坐党藉被谪”之后。贬谪之初，少游对京城仍有眷念惜别之情，对当权者尚存有一些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贬谪的升级，渐感前程渺茫，回归无望，屡屡流露出误入仕途之意，情绪渐趋伤感沉郁，作品风格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踏莎行·雾失楼台》写于贬谪郴州期间，王国维评价说：“少游词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人间词话》）滞留雷州期间，少游内心深深绝望，自作《挽词》，想象自己死后丧葬过程的凄凉、寂寞，字字含泪，惨痛之烈令人不忍卒读。从少游后期作品中，读者不难理出他被贬后从消极到哀怨、从凄婉变凄厉、再从绝望而决绝的情感脉络，与《鹊桥仙》中表现出的境界不相一致，甚至是格格不入。这样的心态之下，说少游还有什么“慕君之念”，情感上还那么达观大度，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少游的“慕君之念”不可能发生在贬谪后期，那么有没有可能发生在早年，即家居或初入官场之时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少游用世思想占主导地位，期望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多年科场打拼就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因而我们说，少游思君完全有可能，但是如《鹊桥仙》中的“慕君之念”却没有可能。少游入仕较晚，37岁之前一直未能“沐浴皇恩”，尚未经历“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他，怎会生出“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感慨；初入官场，无论是在蔡州为地方官，还是在皇城为京官，尚未因党争而被贬出京城，遭遇分离之痛，又何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激情表白呢? 

　　2、从主题上看，男女关系难以与君臣关系类比。尽管词评家认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是少游词中常见手法，比如《满庭芳·山抹微云》、《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等都是明写艳情、暗寓身世之作，然也只不过是以歌女们的失意惆怅，恋人们的无奈分手、佳期难再，委婉地抒写词人怀才不遇的心境，《鹊桥仙》自然也可划入此类。但要说少游“托双星以写意”，表达自己的“慕君之念”则十分牵强。织女、牛郎虽有天上人间之隔，婚后却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像一对普通人家的夫妻一样，其地位是对等的。而臣子、特别是像少游这样的“小臣”，与君王之间的距离何止万千之遥。“淮海小臣……念身非谏官，职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烦有司之诛，隐忍逡巡而不敢发。”（《进策·序篇》）可见少游平时根本见不着皇上，空有满腹经纶也没有申达的渠道。好不容易天赐良机，朝廷开制科，少游得以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他精心准备，进呈代表自己治国方略的策论五十篇，然也无果而终。这样的君臣关系地位悬殊何异于天渊，少游恐怕不会天真到拿之与自己相知相爱的女人来进行类比吧。 

　　3、从立意看，《鹊桥仙》意在表明，时空距离之遥并不真正构成爱情的障碍。这是《鹊桥仙》超出历代同类题材作品，成为千古名篇的根本原因所在。词的落脚点不在刻意渲染双星相会之难、之短，也不因“会少离多”而哀怨感伤，而是在强调：只要两情相悦，心心相印，即使天各一方，也胜过朝夕厮守。这种爱情观在词中是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劝慰表达出来的，体味词意，是少游对恋人、即男方对女方的劝慰。须要强调的是：少游是劝慰而不是自慰！如果按照“思君说”推论，是否可以这样说：少游尽管深感君臣际会之难，尽管被贬之后满腔怨愤无处倾诉，却仍然十分豁达大度地去劝慰皇上：陛下呀，虽然我被贬在蛮荒之地，君臣关山阻隔，难得见面，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心灵相通，又何必在意是否一定侍奉在您身边呢！这显然有悖于常理，也有悖于少游的一贯性格以及被贬以后的心境。 

　　三、“誓言说”。认为《鹊桥仙》是少游献给某个挚爱女子的爱情誓言。体会渗透在《鹊桥仙》字里行间的那份震撼人心的情感，我们认为其女主人公至少应当符合三个条件：其一，曾与少游交往以致互生爱意，直至产生刻骨铭心的爱情；其二，与少游虽有情感却没有结合，或者虽然结合却难以长相厮守；其三，分手原因不是双方情感破裂，而是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外力。而正所谓爱恋越深伤害越深，令少游在分手之际或之后，深感心爱之人伤痛之心须要情感抚慰，自己的至诚之爱须要一吐为快，于是将真情诉诸笔端，写下了卓绝千古的《鹊桥仙》。那么，有幸得到少游这一爱情誓言的女子会是谁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可能： 

　　1、边朝华。元祐八年（1093），少游在京城为官，这是少游一生中仕途最为顺利的时期，官至国史编修官、左宣德郎、秘书省正字。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心境之下，少游纳京都女子边朝华为侍妾。朝华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性格贤淑。新婚之夜，少游满怀喜悦之情作诗一绝：“天风吹月入栏干，乌鹊无声子夜阑。织女明星来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间。”（《四绝之一》）直接把朝华比作了天上的织女。当然也有人说，牛郎、织女天上人间，夫妻好景难长，终要分离，因而把这首诗看着两人后来分手的“诗谶”。 

　　第一次分手即在当年，少游诗《遣朝华》真实记载了这一令人断肠的时分：“月雾茫茫晓柝悲，玉人挥手断肠时。不须重向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时。”一轮明月，云遮雾罩，连打更之声也是那么的悲伤。“百岁终当一别时”，与“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劝慰似有相通之处。富有戏剧色彩的是，朝华回家后仅20来天，又回到了少游身边。“朝华既去二十余日，使其父来云：‘不愿嫁，乞归。’少游怜而复取归。”（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时隔不久，少游因受党争牵连，出任杭州通判。朝华坚持随少游一道南下，踏上贬谪之途。可是行程方至淮上，少游便再次遣归朝华。《墨庄漫录》载：少游因与道友谈论，感叹光阴荏苒，回来对朝华说：“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并立即派人赶回京师，叫来朝华的父亲，将其带回京城。少游作诗《再遣朝华》，表达了不忍分离、又不得不分手的无奈与痛楚。纵观少游与朝华的婚姻，从纳到遣，到再娶到再遣，一波三折，前后仅仅一年左右。是两人性格不合闹别扭，是少游性格反复无常，还是少游真的要一心“修真”呢？都不是。朝华性情贤淑，少游又是个用情至真的情种，两人的爱情基础是牢固的。少游一遣、再遣朝华的背后，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原因。 

　　如前所说，初纳朝华是少游仕途最为顺利的时候，然政坛风云瞬息万变，少游预感自己命运将发生重大转折，不愿牵累朝华故先遣之。初遣大约在离京前，再遣之时少游已在贬谪途中。《遣朝华》、《再遣朝华》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慰，《鹊桥仙》中虽然没有出现朝华的名字，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将其看着是少游对朝华更富情感、更具说服力的劝慰之词。 

　　2、王朝云。朝云原为钱塘歌妓，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收为侍女，后又收为侍妾。朝云聪慧伶俐，东坡常常引之为知己，曾经感慨说：“知我者，朝云也。”因为东坡的关系，朝云与少游也较多交往。首先从朝云、朝华二人名字看，有专家考证，东坡把朝云想象成巫山神女，并依据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词义为之取名。东坡纳朝云在先，少游纳朝华在后，可以推知是少游依“朝云”为“朝华”改名，以致让人产生疑惑：东坡、少游为师友，两人的侍妾是否为姐妹？元祐年间，“苏门四学士”齐聚京城，常常往来于东坡家中。东坡也常常让朝云载歌载舞，为众人品茗、饮酒助兴。一日舞罢，东坡示意朝云向少游求取诗词。少游也不推托，乘兴即席赋《南歌子》一首。词中以楚襄王比恩师东坡，以巫山神女比朝云，以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爱情故事，比喻东坡与朝云的结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游丝毫没有掩饰对朝云的倾慕。末句“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兰台公子本指宋玉，而唐代即以兰台称秘书省，此时少游官职为秘书省正字，巧合“兰台”二字。因而少游以宋玉自比，与朝云开了一个玩笑，也委婉表达了赞美、倾慕和思念之情。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有专家考证，冯梦龙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苏小妹，其生活原型就是王朝云。少游与朝云当面玩笑，事后是否会继续地暗恋相思呢？少游另一首词《浣溪沙》似乎向人们传达出了某种信息。词上片是对某女子美貌的描绘，下片“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提及宋玉和楚襄王，虽然没有出现神女的名字，但是与楚襄王联系在一起的这位美人只能是她。 

　　少游对朝云心存爱慕，但是他并没有“情”令智昏，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近年，有人试图以词的最后四字“朝朝暮暮”为切入口，破解这首词暗藏的爱情密码，认为这是引用了《高唐赋》中“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典故，暗寓了“朝云”的名字。解读出来就是：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在乎真正拥有“朝云”其人呢？“爱情的意义并不在于拥有”，这种情爱观在当年是非同凡响的，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而这种表达，既表达了对朝云的爱慕之意，又不逾师生、朋友之礼，这无论是与少游的身份，还是与东坡的关系，都是较为恰当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