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县政协恢复活动，到本人退休前夕，我作为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县政协委员，投身高邮政协活动近20年，目睹高邮政协在荟聚人才、广泛纳言、务实参政等诸多方面搭建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平台。其间，为历史问题落实政策及其后续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效令人注目。国民党时期两位国字号的人物崔锡麟、熊纬书，在我市参加政协活动便是生动的写照。

　　熊纬书是河南商城人，当过重庆行营公署主任张群的机要秘书，在国史馆任协修。解放后，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受到重用，作为编辑组长编过不少资料，又被南大历史系聘为客座教授。文革期间因说了一句“错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全家“下放”高邮张轩公社劳动。1980年春，刚“平反”的熊纬书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了高邮政协活动。3年后，熊纬书任高邮政协诗书画研究会主任。1986年1月15日，风和日丽，由36名成员组成的盂城诗社问世，公推熊纬书为社长。此后，由熊纬书负责的《盂城诗词》不时开设诗歌专题讲座，指导、点拨诗友和文学新秀。熊纬书对下放农村时“老苦无书读，贫忧置酒钱”的生活毫无怨言，热情讴歌“秦邮改市姗姗至，要驿名州自古封”的巨大变化。

　　另一位“国字号”人物崔锡麟是从一个小学教员“升迁”至伪“国大代表”的奇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兰州等地金融部门担任要职，为融通资金、输送物资、接待文化名人做过不少实事，抗战胜利后任江苏省农民银行行长。解放后，崔锡麟身为香港起义人员，却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身陷囹圄。“平反”后的崔锡麟担任高邮县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贡献了“夕阳红”的余热，成为受人尊重的爱国老人。

　　因工作需要，我常随政协、统战部领导去崔、熊二老家走访、谈心，观看他们以精墨妙笔现场进行书画。有一年春节前去崔老家，他正在作画。崔老那次画的是红梅，只见其主干遒劲、旁枝逸出、红梅朵朵，一幅景致纵横、清新可人的写意画跃然于纸上，并赋诗一首“红梅先报春消息，浩荡东风得意长。只为和平商国策，共谋统一聚华堂。”原来诗画都是为政协新春茶话会作的。崔老侄孙之一是著名作家汪曾祺，解放前曾因为政见不合而被他训过，要他忙一些继承祖业的正事，安分工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心工作的汪曾祺却被打成右派。多少年过去了，汪曾祺名扬全国，两人重聚家乡，崔锡麟作画相赠，在题诗中写道“一代文坛夸韵色，百花园里耐秋霜”“愿乘东风吐异彩，人间到处挹芬芳”，对这个侄孙点赞。

　　众所周知，汪曾祺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和进步，也关心政协、文史工作。他生前第二次、第三次回家乡，都是由朱延庆同志全程陪同参观、座谈、举办讲座，气氛热烈。许多政协委员都关心一件事，就是汪曾祺有祖产217.5间（3337平方米）的住房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有人认为是当时的朱延庆同志过于软弱，此话差矣。我作为记录员在政协参加过一次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会议，朱延庆支持落实。汪曾祺后来致函县领导，请求给他以栖身之枝，未能如愿。这也使许多汪迷深感遗憾。这是因为当时情况复杂，条件不具备所致。如今，令人庆幸的是，市委、市政府已将修建汪曾祺纪念馆，修葺、扩展汪老故居提上议事日程，届时将为高邮增添一张璀璨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