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建华

　　当代中国，不识一字的白发老汉或者瘪嘴婆婆，大约都不可能没有看过、听过现代京剧《沙家浜》，却未必知道此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是汪曾祺。由于特定时代的因素，样板戏剧作者们的真实姓名长期被隐藏在“集体改编”四字之中，不为常人所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即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前，在高邮，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人，才稍稍知道，早在1939年初夏，汪曾祺就离家出外求学，这一去，就是42年。直到1980年10月，汪曾祺携经典小说《受戒》复出文坛，震动海内外。从此开始，他新作频频，势如泉涌，一举成名。在故乡高邮，汪曾祺的名字不但家喻户晓，乡亲们同时惊喜得知：如雷贯耳的《沙家浜》，原来竟与咱们高邮有如此不可分割的骨肉亲情。

　　常有人说玩笑话，在高邮平民百姓的心目中，汪曾祺写的《受戒》名声再响再大，还是比不上“高邮双黄蛋”。1994年春，高邮几名在北京读大学的青年，相约一起去拜访汪曾祺。他们像见到了家中慈祥的爷爷那样争着向汪曾祺问好，满怀敬意地对他说：“高邮除了秦少游之外，就是您了。”汪曾祺听了微笑起来，一本正经地纠正说：“不对，高邮双黄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满屋人哄然大笑，气氛亲切和谐。

　　我与汪曾祺同为高邮人，这是我今生之幸。他比我年长20岁，1939年初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出外读书时，我还没有出生。然而，生活就是那样既丰富，更奇妙。我读高中时，正好与汪曾祺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海珊）同班。正是从海珊那里，我不仅1956年就知道汪曾祺的大名，还得知许多关于他青少年起就立志追求文学的动人往事。新时期到来后汪曾祺复出文坛。由于他解放后不久就搁笔改行在报刊当编辑长达30年，许多人不知作者何许人也，连文艺界的人也互相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我凭借与汪曾祺同乡、与汪曾祺的弟弟汪海珊同窗这两条他人无法具有的独特优势，开始不失时机地宣传汪曾祺。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写的那些大小文章竟成了抢手货，寄出必发表，甚至转载。

　　我41岁时才见到汪曾祺本人。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因宣传与研究汪曾祺起步较早，并博得虚名；而是因为结识汪曾祺，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真正爱上文学，暗自下决心学习汪曾祺，在文学之路上专心致志目不斜视。

　　1984年8月，一纸公文调我到江苏省直机关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一切都迟了点，但万幸的是，一切终于等来了！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将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宣传与研究汪曾祺。从1980年10月汪曾祺发表《受戒》开始，迄今为止，46年来，我写下的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的文字约400万字。这其中包括《汪曾祺传》等6本专著，和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大小文章近400篇，平均每年约8篇。约略说出这些事实与数据，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却也私心想借此证明我对汪曾祺的人品和文品的敬爱。

　　汪曾祺理解我的心意，对我不薄。他生前给我写过38封信，字里行间，真情如叙家常，亲切感人。其实，我在调省工作前，只帮助汪曾祺做了一件事，即帮他圆了离家42年的还乡梦。真正为宣传与研究汪曾祺做了较多实实在在的事，是在我调省工作以后。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为我创造的条件，更是赐给我的良机。做那么多的事，当然需要时间，也耗费精力，但我多次在散文中表白过：“作为高邮人，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觉得快乐。”这些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话，我从没有对汪老当面说过，但我深信并确认，汪曾祺都理解都明白，而且不时写在信中了。1986年6月27日，汪曾祺在写给我的第21封信开头这样写道：“你最近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鸭蛋收到，谢谢。高邮鸭蛋还真是名不虚传，其特点是肉质细腻，味道浓，——虽然现在的鸭蛋似乎没有过去的油多了。偶有客来，煮几个给他们尝尝，无不称赞。本想留一部分送人，不想已经吃得差不多了。鸭蛋已快吃完，信却没有回，真不像话。”

　　区区几十只咸鸭蛋，值不了多少钱，但我深知热爱家乡的汪曾祺喜欢。清明前后是腌蛋的旺季，质量也最好。在汪老生前，以往每年到这时，我都记着给汪老寄咸鸭蛋以慰他的乡愁。这次为写这篇短文，又写到汪老幽默自责的那寥寥数语，以前看了总是忍俊不禁，这次笑着笑着，我双眼湿润了，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快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