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戚晓曜
“文革”期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高邮城里的中小学生学歌舞、乐器、体育、美术的趋之若鹜，但只有进东方红小学小红花宣传队、体委少体校、文化馆美术培训班的才算正宗。我曾是美术培训班的一员，还记得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74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准备上初中，在父亲的逼迫下，开始学习画画，并拜吴万林老师为师。我有一个堂兄，比我大两岁、高一个年级。我告诉他我学画画了，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学，他马上答应了，于是，堂兄弟变成吴万林老师门下的师兄弟。过完暑假，我去红旗中学上初一，又拜了学校教美术的高祥吉教师。我和堂兄经常去他那儿请教，他给我们讲素描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灰色，被我堂兄起了个“高级灰”的雅号。
1975年寒假，在高祥吉老师推荐下，我参加了文化馆的美术培训班，堂兄也插班进去学习。在培训班上，我第一次见到朱葵老师。他是一个极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牵头办起中学生美术培训班。早期的培训班，学员来自县城和乡镇中学，临泽的孙树伟、横泾的殷锋都有过培训经历。到我参加培训时，学员仅限于县城的三所中学。还记得的学员有，高邮中学的厉明、崇敬东、孙东旭、陈立辉、连震、朱军、张晓萌、王晓等，红旗中学的有上高二的陆裕、肖杭，上高一的沈建钢，还有同班女生王培。
每次培训时间多在寒暑假，大概二十天左右，共三十多名学员，主要培养美术创作能力。学员边创作边学习，作品完成后，统一参加县中学生美术作品展。我首次参加的培训班，老师阵容十分强大，朱葵老师全程指导，戎经亚、朱瑞庭两位老师协助，并邀请了临泽中学的殷作安、曙光中学的翁瑞华两位老师辅导，还邀请了南益小学的马其老师辅导花鸟画。殷作安老师回去后，也办起了美术兴趣小组，成为美术人才培养的新基地。
厉明是培训班上最牛的学员，高邮中学高一学生，他曾是小红花宣传队的首席歌手。厉明上中学后，开始学习美术，再次风生水起，他创作的国画《最后两个小观众》，入选省青少年美术作品展，并刊登在《新华日报》上，在美术少年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遗憾的是，这位才子后来去了扬州木偶剧团，从那里离开后不知其去向。
在这次培训班上，我第一次尝试创作中国画。我选择了热门的上山下乡题材，一个老农和一个知青站在田埂上遥望远方。我先从刘文西的《祖孙四代》中，摄取了儿子和孙子的站姿，又从《工农兵形象选》中，选出老农和知青的头像，很快就完成了国画稿，又请吴万林老师做了润色，我的第一幅作品《新农民》便大功告成。堂兄的选题来自真实体验。他家在粮食局内，后面就是刚开挖的新河，经常看到农民送粮入库的场面，于是他画了一幅《踊跃交售爱国粮》的水粉画。
1976年寒假的美术训练班，红旗中学新增了印海平、曹群飞等，高邮中学新增了周勇、颜彪、涂志成等。这次创作主要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这次创作的仍然是中国画，画的是革命师生批斗学校走资派，堂兄创作了一幅《拒腐蚀永不沾》中国画。不知什么原因，这期培训班没有举办美术作品展。在这年的暑假班上，我的创作选题来自下乡支农的经历，画的是几个学生给忙收割的农民送水的场景，名字好像是《丰收田里送水忙》。在创作过程中，丰收的稻田总是表现不好，便参考了伍启中《心潮逐浪高》里的金黄色稻浪。
1977年寒假，文化馆承办了扬州地区美术作品展。朱葵老师从培训班学员的作品中，选中了我的《丰收田里送水忙》和陈立辉的一幅画参展。能参加地区成人级别画展，说明我们在学员中的创作水平还可以。地区美展设在城中小学内，学校腾出六间教室作为展厅，每间教室配了一个中学生看守，我被朱葵老师派去做第一展厅的保安。我隐约感到，朱葵老师对我有点栽培的意思，首先是把我的作品送去参展；又让我做展厅保安，观摩学习参展作品；更重要的是，展厅保安每天有八毛钱工资，十几块钱对中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我值守的展厅中，观众对两幅作品赞不绝口。一幅是《我们胜利了》水粉画，占据了教室放黑板的位置，画出了工农兵对粉碎“四人帮”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庆祝，已达到了宣传画出版印刷标准。另一幅是泰州潘老先生的国画，一群鲜活如生的鲤鱼在水中游弋。据知情者透露，潘老先生画鱼不画水，以尾定势，先画鱼尾后画鱼头鱼身，堪称一绝，有些观众三番五次前来欣赏。
1977年暑假，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美术培训班，龚定煜老师是水粉画辅导老师。他给我们讲授水粉画技法，还展示了他在大学期间的习作，学员们看后顶礼膜拜，纷纷改画水粉画，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创作了一幅《一场特殊的考试》，选题来自《新华日报》的一篇报道，一个中学生在医院病床上坚持考试的故事。画好后，龚老师对局部做了些修改，画面顿时焕然一新，有画龙点睛之感。堂兄画的是一群民兵在芦苇荡中练兵，陈立辉画的是陈毅元帅打游击的情景，都是水粉画。
我的第一幅作品完成后，又创作一幅国画，选题来自粮食局大门楣上“来个比赛”标语。我画了一个工人站在压路机前，高举拳头向同伴发出挑战。压路机没见过，便用了周思聪《山区新路》中的压路机。培训班上，朱葵老师还介绍了水印木刻技法，但多数学员都跟龚老师画水粉画了，只剩下应海平等几个响应。这次培训班结束后的画展，展品不仅有培训班的，还有临泽中学美术兴趣小组的。文教局的一个领导去看画展，特别赞扬了我的《一场特殊的考试》和一幅竹子工笔画。
转眼到了1977 年10月，满大街都在传播恢复高考的消息。文化馆临时办了美术高考复习班，来的主要是上山下乡知青、各期的训练班学员，朱葵老师、戎经亚老师还有龚老师时不时过来指导。正式考试之前要进行初试，我和还在上高一的曹群飞也准备碰碰运气。走进初试考场，发现有近两百人。通过初试的有四五十人，大多是在文化馆备考的，我和曹群飞都通过了初试。
那年，只有南京师范学院和景德镇陶瓷学院招生，大家一窝蜂报考了南京师范学院，曹群飞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南京师范学院考了素描、速写和创作三个科目。创作命题是“艰苦奋斗”，我画了一名工人在工地扛木头，陈立辉画的是一个知识青年打草鞋。据说，曹群飞的彩色图案设计考得很好。考试结束后，主考老师要看考生的平时习作，排在我前面的是华龙宝——一个老资格培训班学员，他送去的习作老师收下了，我送去的他们瞄了一眼就退还了。考试结果出来，只有华龙宝脱颖而出，其他人全部打了酱油。
1977年美术高考结束后，我又参加了普通高考的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我准备了两三个星期，结果语文、数学都顺利过了及格线。后来接到一个通知，在校生预考总分要在180分以上，我只好老老实实回到学校上课。高二班主任感觉我有些学习能力，认为考上美术学院的希望渺茫，劝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老师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下，我只好忍痛割爱，全力以赴准备1978年的普通高考。结果，那年全县的美术考生全部名落孙山。转战普通高考的学员中，红旗中学的陆裕考到天津大学，肖杭考到南京医学院，我考到扬州师范学院，王培录取到交通部的中专学校。
如果1978年我不参加普通高考，应该有一次考美术大专的机会。那年高考结束后，国家搞了一次扩招，扬州师范学院委托高邮师范学校承办美术师资班，毕业后到高邮、宝应、兴化的乡镇中学任美术教师。面对送上门的机会，堂兄、陈立辉、崇敬东等优秀学员竟无动于衷，特别是陈立辉，其伯父陈占元就是师资班的美术老师。这也难怪，他们在县城都有了正式工作，不愿去乡镇做中学教师，没有参加扩招考试的动力。师资班招录的大多是上山下乡知青，还有殷作安老师的几个门生。
那些还上高中的学员，一看形势不对，几乎全部转向普通高考。1979年，美术考生又一次剃了光头，而参加普通高考的大多数都上了岸。其中，颜彪考上南京工学院，应海平考上南京气象学院，还被公派到法国留学。1980、1981两年，殷作安老师有三个门生录取到省属美术中专，堂兄和陈立辉等少数学员依然屡败屡战。到1982年，堂兄终于铁树开花，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堂兄毕业后，辗转到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最终成了副院长，他就是高校设计教育界大名鼎鼎的戚跃春教授。
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同学王培在放弃美术二十年后，经过培训班熏陶过的那颗种子，在40岁时终于发了芽，她听从“艺术的召唤”，成了一名旅澳职业油画家。她的油画色彩丰润大胆、画面优雅唯美、意境神秘超凡，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艺术大展，被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商户和文化艺术组织收藏。王培特别喜欢画水乡随风摇曳的芦苇。2014年，她的三幅芦苇油画被印制为上海地铁纪念卡；2017年，她的《运河芦荻情》系列油画入选国际WCCO组织主办的“运河风情”美术作品展。
朱葵老师调回南京后，留在高邮美术界的学员所剩无几、日渐式微，但高邮美术文脉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来自临泽的丹青好手撑起了高邮美术的大梁。前有龚定煜老师、姜文定老师，后有房林老师承前启后，再后有殷锋老师接棒美协主席，他们在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的筹划指导下，借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东风，与中国美协共办“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美展，把高邮美术事业推向了新高度。朱葵老师九泉之下有知，当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