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忠场

　　1985年，65岁的汪曾祺思维活跃，创作颇丰，努力朝着“衰年变法”的目标前行。该年7月上旬，他创作了小说《故人往事》，包含《戴车匠》《收字纸的老人》《花瓶》《如意楼和得意楼》等四题。

　　《花瓶》是汪曾祺“衰年变法”探索的作品之一，蕴含着较高的美学价值与哲学韵味。小说借张汉之口讲述了以下的故事：江西景德镇有一位既能制造精美瓷器，又会算命的瓷匠。有一次，他烧制出一个颜色极为美丽的窑变花瓶，出窑时他大为震撼，随后为花瓶算命。从那之后，他便留意花瓶的去向。几经辗转，花瓶到了一个喜爱古玩的收藏家手中。瓷匠打听到这家后，在一个恰当的日子上门求见，主人便将他迎进客厅。瓷匠看到花瓶摆在条案上，宾主二人交谈甚欢，主人还向他请教烧窑挂釉的技艺，并且拿出宋元时期的瓷器请他鉴赏。突然间花瓶破裂，主人惊慌失措。瓷匠却镇定自若，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接着让主人看瓶腹内用蓝釉烧制的一行字，上面写着“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揭示了花瓶早已注定的宿命。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故事，既反映出宿命观念由来已久，也启示人们要探究命运，拆解迷信，勇登科学的阶梯。

　　张述之情致。小说开篇，汪曾祺以自己旧作《异秉》中的张汉作为引子。张汉有着老庄般的形象与气质，面容好似伏尔泰，是个见多识广的万事通。由他口述故事，真实、生动、可信，且充满哲理意味。在张汉讲述了烟、酒、茶等内容之后，作者顺势介绍他读书广泛、驳杂，自然而然地引出张汉曾经讲过的一个令人时常回想的故事。这就为花瓶的制作、亮相和结局，营造出古朴而又迷离的氛围，让花瓶如同烟酒茶一样，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和世态人情。用自己前一篇小说中的人物、言语、知识、信息，为正在撰写的小说做铺垫，这是《花瓶》的一大创作特色。

　　异变之华美。人各有命，命运既受天命左右，也与个人作为相关。器物亦有运势，物运既取决于制作过程，也受流转使用的影响，在流通、使用中彰显其价值与寿命。制作精美的瓷器较为常见，而瓷器华美的窑变（异变），是在常规中孕育出的特殊状况。“有一回，他造了一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华夺目，变幻不定。这是他入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异变带有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深深蕴藏于必然性之中。异变在事物发展历程里占据着关键环节，它是对原有事物量与质的突破，有力推动着事物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与形态。透过这只光华璀璨、变幻莫测的窑变花瓶，我们清晰地看到：异变既是现有存在状态的“伤口”，同时也是新生事物的诞生通道。那些看似不变的、确定性的事物，不过是概率云在某一时段的凝结，而真正的永恒，则隐匿于充满可能的突变瞬间。像汪曾祺先生这般，以自然流畅、灵动巧妙之笔，生动描绘出诸多人世、物象的微变、异变乃至突变，这无疑展现出非凡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

　　瓷匠之执着。有奇匠才会诞生奇瓶，奇瓶出世定有奇匠的精妙操作。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的奇匠着实非凡，他成功制作出令人称奇的花瓶，还为其算出奇特的命运，并在花瓶内部用蓝釉烧制出奇妙的文字：“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算完命、烧好字之后，瓷匠的心仿佛也被这独特的艺术创作深铸其中。花瓶入市，他的心也跟着花瓶沉浮，设法追踪宝器的下落，直至亲见花瓶毁损于眼前。从精心制作，到流入市场，再到执着追踪，直至最终验证预言，这份执着、淡定与从容，着实令人赞叹不已。异变的花瓶看似遭受了毁损，但其故事与哲理，通过张汉之口、汪曾祺之笔，以及这篇宛如哲学随笔般的小说得以流芳。

　　毁损之绝响。好的美的东西毁了，总让人心痛。花瓶的毁损，有期有待，有愁有惊，有疑有思，但很少哀痛，仿佛这毁损的过程也是美的。“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地，怎么会破了呢？’瓷器工人不慌不忙，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这清脆的“当啷一声”，宛如空灵的音符，宣告着花瓶既定命运的圆满终结，好似生命完成了一场独特的轮回。它精准验证了瓷匠算命的准确性，展现出一种超越常人认知的神秘力量。花瓶的毁灭不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一种融入了命运感与艺术感的独特呈现，让读者感受到毁灭过程中所蕴含的别样美感，这种美感并非来自于视觉上的赏心悦目，而是源于对命运无常与人生哲理的深度体悟。

　　迷信之哲思。汪曾祺曾经再三强调思想、思索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他说：“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思索是很重要的。……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我以为这是对的。理解不会一次完成，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思索。”可以看出，《花瓶》是作者反复多次地思索（包括哲理思索）的结晶。“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类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这种宿命观，给《花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花瓶几经流转，最终如预言般破碎，充满戏剧性与无奈。读者沉浸其中，不禁思考命运为何如此难以捉摸：是偶然主宰，还是冥冥中自有定数？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与命运的关系。它警醒人们，不能因命运垂青就躺平、消极度日，放弃对生活的追求；更不能因命运不公就自怨自艾、放弃奋斗，被生活的洪流裹挟。命运虽有未知神秘之处，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是改变现状、创造价值的关键。

　　迷信如棱镜，折射出人类面对未知的认知焦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及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复杂精神状态。批判迷信不能仅停留在“破除”，而要洞察其背后的需求。尼采说，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可无所追求。由此可见，迷信既是人性局限，也是潜藏创造力的暗面。哲学与小说都应在明晰与包容间寻求平衡，既警惕迷信的蒙昧，又承认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矛盾。物质不灭定律显示，物质总量恒定，仅形态转换。从生命视角看，冰川消融成海、瓷片入土生苔，万物在形态流转中呈现永恒。《花瓶》里的花瓶，完整时尽显魅力，破碎后元素仍存。汪曾祺构建的艺术“花瓶”，在读者精神世界里获得了永生，实现了永恒。面对这种永生和永恒，我们应心怀敬畏，与自然、宇宙和谐共处，顺应科学规律，完善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全面提升文化、精神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