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文才

　　北宋有一桩著名的“元祐党籍案”，由此产生“元祐党籍碑”。这个碑上有三位高邮人，他们是孙觉、孙升、秦观。

　　“元祐党籍案”是北宋时期一场政治斗争的产物。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改年号为元祐。同年司马光任宰相，朝廷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的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任宰相，又恢复变法新政，元祐党人遭到全面打压。到了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然而好景不长，9个月后，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任用蔡京为宰相，重新恢复变法新政，元祐党人再次遭受打击。宋徽宗、蔡京将在元祐时期反对新法及在元符时期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列出120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将这120人姓名刻于石上，由宋徽宗亲自题写碑名“元祐党籍碑”，竖立于端礼门外，并规定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碑上列名者“永不录用”。后又将元祐党人增至309人，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要求仿京师立碑“扬恶”。309人中有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27人、曾任侍制以上官49人，余官177人，武臣25人、内臣29人，还有为臣不忠、曾任宰臣2人。

　　从崇宁四年（1105年）到大观二年（1108年），朝廷陆续为元祐党人平反，先是对被贬逐的元祐党人实行大赦，进而下令销毁朝堂与全国各地的“元祐党籍碑”，撤销对元祐党人的所有禁令，并“特别给予议复官阶”，而“元祐党籍碑”成了一个淳儒贤臣的名录流传后世。

　　孙觉（1028年—1090年），字莘老，进士，文学家。孙觉先后任七个州的知府，官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孙觉于元祐五年（1090年）去世，但于崇宁元年（1102年）被列为元祐党人，其姓名被刻在《元祐党籍碑》上，竖于端礼门外。直到崇宁五年（1106年），才得以平反，追复故官职。

　　孙升（1038年—1099年），字君孚，进士，先后任泰州判官、监察御史、济州知州、殿中侍御史、中书舍人、应天府知府等职。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章惇为宰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其间，孙升被削职，先后到房州、归州任知县，接着又被贬为水部员外郎，再被贬为果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今福建长汀县），两年后（1099年）病逝。崇宁元年（1102年）已经去世三年的孙升被列为元祐党人，其姓名被刻在“元祐党籍碑”上。崇宁五年，朝廷大赦天下，蔡京罢相，孙升议复官阶。

　　秦观（1049年—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进士，先后任蔡州教授、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左宣德郎，为“苏门四学士”。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哲宗亲政，继续推行神宗开启的变法，起用新党代表人物章惇为相，旧党各派皆被斥逐，罢职外放。秦观初贬杭州通判，还未到任，于途中再贬监处州酒税，后被削职为民，贬往郴州，再被移送横州、雷州编管。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驾崩，徽宗赵佶登基。徽宗为巩固统治地位，希望调停两党之争，下令召回贬逐之臣。元符三年（1100年），秦观奉诏复宣德郎，放还北归，不幸猝死于藤州。然而，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任用蔡京为相，再次打压元祐党人，将包括秦观在内的120名元祐党人称之为“奸党”，刻在“元祐党籍碑”上，后碑上名单增至309人。从崇宁四年至大观二年（1108年），随着朝廷陆续对元祐党人大赦，撤销禁令，秦观才与其他元祐党人一起得以平反。

　　元祐党籍案是北宋时期党争的极端体现，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场政治斗争使孙觉、孙升、秦观这样的名德之臣、国士才子深受其害。同时，这场斗争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文化清洗，蔡京下令销毁元祐旧党的著作，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几乎付之一炬，极大地破坏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