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松

　　我家相框里有张泛黄的照片，上有一行小字依稀可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三十周年”。这是当年镇上文艺宣传队的合影。

　　前排中间坐着的，是演李奶奶的，她背台词、练京腔、学动作，一点不输年轻人。“痛说革命家史”，唱、念、做，一刻不停。“血债要用血来偿”唱下来，有点气喘吁吁的。有人说：“您赶快喝点糖茶吧！”“不用，歇会儿就好了！”谁知，锣鼓家伙一响，她又来神了……

　　身旁的姑娘，长辫子，大眼睛，一看就知道演什么的了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唱段，让她光彩照人。直到家里有了第三代，人家还叫她小铁梅呢。

　　手提红灯、气宇轩昂的，自然是李玉和了。每当唱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临行喝妈一碗酒”时，观众都跟着他唱，台下几乎一条声。记得第一次看“刑场斗争”时，伴随着一声声口号，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我们这群孩子很难过，以为他们真的牺牲了。直到有次去后台玩，才解开了谜团——原来，那枪声是用掼炮模拟的。

　　谜团，还不止一个。扮演鸠山的，胖墩墩的，头发浓密。可是，一上台竟然成了光头，而且每次化妆时，他总要带个小饭焐子，还不许别人碰。我们猜想，那里面肯定有什么宝贝。消息灵通人士看出我们的心思，慢慢地说出了秘密：原来那里面放着套头用的猪尿泡，那东西怕风吹日晒，也怕热怕冻。唉，怪不得当做心肝宝贝！

　　鸠山旁边，站着刁德一。白白净净，文质彬彬。“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不紧不慢，阴阳怪气的，戏迷们听了连声叫好……

　　坐在李奶奶另一侧的，皮肤白皙，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一上场，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嗓音洪亮，扮相优美。她是我父亲的表妹。

　　说到我父亲，他长得胖，嗓门大，是天生的胡司令。表兄妹同台演“智斗”，一个青衣，一个大面；一个地下党员，一个反面人物。家庭聚会时，亲友们常开玩笑：“胡司令，快去给恩人敬杯酒吧，人家可救过你的命哦！”我姑妈笑着说：“不不不，我来敬司令，他洪福广，所以方能遇难又呈祥。”即兴表演，常常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最有意思的是，每年六月“晒伏”时，父亲总要把那套军装行头连同盒子枪道具拿出来晒晒，生怕受潮发霉。受好奇心驱使，我总想看看那把枪到底长的什么样。有一回，雷暴雨突然要来了，抢收东西时才发现，装在皮套子里的竟然是木头做的枪，外面涂了层黑漆……可惜，搬了几次家，那些东西散失了。

　　那时的文艺宣传队，大多是业余群众组织。大家白天忙生计，有不少还是手工业劳动者，晚上才能抽出时间排练或演出。

　　由于住得分散，若临时遇到有什么事，只能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往往会落到演伍长的黄大爷身上。照片中的他，五十岁左右，体壮如牛。他是做秤的手艺人，做事很认真，待人又真诚。接到跑腿之类的任务，他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抓个烧饼边走边啃。人还没进门，大嗓门就喊起来了：“老徐，在家吗？哦，不在呀。哎，小徐，和你爸爸说一声，晚上继续排练呢。就说我来过了哦！”说着，就匆匆忙忙地往下一家去了。

　　坐在他边上的，是镇文化站站长。此人是外地的，来界首多年了，口音却一直没变。在他的努力下，镇上文化工作风生水起。不仅有文娱宣传队、放映队、故事员队，还有图书室、象棋室、书场（临时），拥有一批影评员、乡土作家。小镇上，还出了位农民诗人，曾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轰动一时。他自己平易近人，甘当配角，在《红灯记》中客串卖木梳的。紧挨着的，是演狱警的，戴一副大眼镜，个子不高，嗓门却特别大。即使不用扩音器，一声“带——李——玉——和——”，也能震撼全场。

　　后面站着的是乐队一班人，吹拉弹唱，各显神通。浓眉大眼的那位，笛子吹得太好听了；有时候，还扛个板凳喊几声“磨剪子来，铲菜刀——”。琴师们，不仅京胡、板胡拉得好，而且还会弹奏月琴、琵琶；其中有个易老师，还是知名的作曲家，许多民歌就是他谱的曲。几个“武场”（敲锣打鼓的）聚在一起，个子高的那位笑眯眯的，左手拿响板，右手持鼓键，显然是乐队的领军人物，最显眼的要数他头上那顶雷锋帽了。

　　看上去就有艺术家气质的那位姓卞，是负责布景道具的。那时候，为了节约经费，道具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布景也是一景多用，卞叔叔也就身兼数职了。后来，他还说过书（是我学说书的师傅）、办过企业，干一行精一行，成了行家里手……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五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人多已作古；即使健在的，也都步入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