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其昌
1931年6月到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神州大地，灾情涉及全国20多省。而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又是这场水灾的中心。当年8月26日凌晨，高邮运河堤多处决口，高邮和里下河各县尽成泽国，仅里下河地区就有7万多人被淹死。当时一位记者报道了邵伯至高邮挡军楼段灾民逃生情况：有王某夫妇子女五人，闻决口。同向高处奔避。夫抱七岁之男，妇抱四岁之男，携六岁之女，行甚缓慢，水已大至。夫乃弃七岁之男，而命其妻弃子逃奔。妻不忍，夫乃夺四龄子而欲弃之。幼子闻言大恸，紧抱父颈。于是当哭成一片之间，共为波浪卷去。捞获尸体，则与幼子仍互抱未释也。这种惨绝人寰一幕，便是那年洪灾的缩影。
今年8月26日是1931年高邮特大洪灾90周年纪念日，现根据笔者多年来的采访和《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等书，说说那场空前洪灾，让后来者勿忘。
洪魔肆虐悲惨情
1931年高邮特大洪灾前，为了消灾退洪、保佑平安，当时的政府和老百姓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匪夷所思之举。当时的省水利局在龙王庙设立办事处，用龙王菩萨对付滔滔洪水。官方如此，民间更甚。相传1931年大运河倒口子那天深夜，一中年妇女名叫吉桂子，在过北门木板桥前，用铜钱占卜，是字是磨（即有字无字）尚未有结果，北门木板桥就崩了，浪头把木板连同那令人怜悯的生命一同吞没。一位1914年出身的厚道人，听说七公殿唱戏谢神消灾，前去看戏。七公殿分为两进，戏台搭在大殿前面。他上堤一看，看到湖水已浸过西堤，湖水河水连成一片，浪头很大，丢下麻包，也不济事。据一位出生于1923年的人说，那里唱戏的是下河杨五班子，特意买了新行头，唱戏的人住宿用餐在船上，唱戏结束那天夜里运堤决口，连同行头全被浪涛冲走，谢神戏唱出了悲剧。
当几段运堤决口的时候，许多居民还没起床，就被洪水卷走了。高邮北门外有两座桥，出北门瓮城，是木板桥，决口那天天亮前，桥崩，淹死人甚多。二道桥为模范桥，也是木桥，桥两边有不少店铺，如王万丰酱园店、徐兴成鞋店、周家灰竹店等，都被大水冲得面目全非。
1931年9月12日给政府呈文附件表明，高邮运河段从北向南倒口子主要有挡军楼决口150余丈，庙巷口90丈，御码头10丈，七公殿30丈，车逻南50丈，三十里铺60丈。溺死者有近万人，灾后病死者不计其数，可谓一片惨状。
地下党员悼灾民
1931年左右，中共党员在高邮进行秘密或公开的活动，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洪水当前，无所作为。
许长生是汪曾祺先生同学、民主进步人士。他的父亲许步仙，字晓白，与徐平羽（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江苏高邮人，上海大夏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感情甚笃。1932年春的一天傍晚，徐平羽、夏普天等人来到许家，让许长生磨墨、抻纸，他们书写文稿、挽联、标语，油印传单，准备在文游台开追悼会时散发，以纪念死难乡亲。据《高邮县志》记载，徐平羽组织民众在文游台召开追悼大会，并以《是天灾还是人祸》为题发表演讲。事后，还组织了盛大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当局。
救灾纾因善人多
洪灾后，汪曾祺先生的父亲汪菊生冒险前往文游台为病人治病，送救济物资；名医许步仙、钱立功免费问诊，甚至不收药费，为不少人治好痢疾、伤寒、丹毒等病。其时在常州协成布厂工作的陈其庚因知家乡发大水，特致函给蒋介石，建议采取赈灾五条新法：一是由民国中央政府通电各地，迅速成立由党政团体组成的水灾急赈会，统一赈务工作；二是对办赈人员予以保护和便利；三是对从事赈务出力者和大宗捐款者应予奖励；四是对赈灾、水利工作的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者要依法处理；五是要广泛征求办赈等人士意见。
当时舆论界也为以高邮为中心的里下河人民大声疾呼。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都于当年9月1日、4日发表万急启事，大意是：高邮、邵伯尽被洪水冲没，里下河水深丈余……滔天大祸，从古罕闻，好生诸公，从速救命，请求当局、民众团体先其所急、救其所需，念里下河民命危在瞬间，多一份援助，即多活几许生命……谨撮要陈词，为百万灾黎九顿首以叩。
“华洋义赈会”总会设在上海，镇江、扬州等地设立分会。灾情发生后，上海总会火速运来“花旗”面粉，扬州、镇江等分会，组织各饼店加工制作馒头、烧饼等干粮，由专人随船来邮督放。高邮商界人士和一些士绅，也解囊赈灾。高邮当年成立赈灾委员会，次年成立救济院，负责干粮、面粉以至棉被、棉衣的发放。而靠外地和本县南仓桥西边义仓（明代以来就有）的发放粮食和“施粥”一直延续到次年仲春。义仓除了调拨粮食赈灾，还在南斗坛、中市口、乾明寺、承天寺、西塔南面大王庙等处设点放粥，让收容的难民和回家的灾民，每天每人吃两顿厚粥，对能自炊者，发放一定数量的米。
位于北门外的王万丰酱醋店，是同行业中最大的店，该店老板王祥甫平时待工人就厚道。水灾后，他派人连送数十担米（每担150斤）到承天寺放粥，还特制一种米条子发给灾民，到指定的米店付米，并联系本地士绅和商界知名人士，募钱募物，普济众人。
洪灾对经济影响大
这场洪灾，对高邮乃至全国负面影响极大。从《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149页记载得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地区（含高邮段）淹死共14.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3.45亿银圆。位处挡军楼之东的裕亨面粉厂创办于1911年，生产高峰期，日产面粉2500包，每包50斤，销往南京、上海及里下河一带。机器加工面粉能力为全国同行四十分之一。大水后该厂停业，机器设备陆续迁走，唯独高高的烟筒尚存。茂昌打蛋行创办于1906年，总部设在上海，派张鼎甫在邮经营。打蛋厂分蛋黄、蛋白、混合蛋三种打蛋，每日8万只，用龙缸（有龙花纹）销往海内外，在日本尤受欢迎。因地处土坝口一带，受灾首当其中，停业多月，后因战乱及交通受阻，情形每况愈下，直至停办。当时高邮钱庄业有过黄金时代，灾后全城阜祥、恒豫等17家钱庄全部停业。我父亲学生意的震兴布店也就此停业。
“太岁”土匪罪难容
车逻镇张家庄有个张姓大地主，被人们称为“黑脸太岁”。水灾当年冬天，农民颗粒无收，有些大地主的佃户和受灾群众划船到张家借粮（当时张家屯粮点即柏庄）。但“黑脸太岁”早就规定，凡是前来借粮、抢粮者，打死活该！他的心腹柏某和一帮走狗用火枪、斧头、大锹、竹篙活活打死17人，连躲在树上的一个哑巴也被打下水淹死。农民向官告状，无济于事。
大水之后，灾民遍地，土匪猖獗。当时柘垛镇有股土匪100多人，匪首姓刘，自称“天下第一团”，作恶多端，民无宁日，当局始终未剿灭。当时宝应索家墩（靠近现在朱堆村这里）有土匪，匪首有张三、张四，还有李虎臣等。他们白天明目张胆抢劫客商，夜晚绑架勒索，杀人放火、强奸民女，无恶不作。其中李虎臣一股，被我新四军部分歼灭。此外，还有新民滩的湖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全歼。
“神珠焕彩，水国新猷。”这八个字是汪曾祺先生应高邮水利部门之求而书。1931年特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90年，我想，在高邮、在沿运、在江淮、在全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堤防的固若金汤，才能变水害为水利，才能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久久为功，让水韵高邮不断美出新的境界！让这个依水而兴的宜居乐业的城市，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再谱高邮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