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仲如
高邮是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撤县设市的，虽然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缘 起
事情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说起。那时候，全国不少地方都从原来的“县”改建成了“市”。当时，高邮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审时度势，考虑到为改善高邮的城市形象、加快高邮的城市建设、发展高邮的经济，都希望高邮也能撤县改市。他们认真地分析了高邮的实际情况，觉得高邮县改市是符合国务院的要求和条件的，于是作出了积极争取县改市的决定，并明确了这项具体工作由分管民政的一名副县长和民政局负责、一名协助分管民政工作的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参加。
一九九〇年五六月份，经县民政局多方争取和努力，国家民政部在高邮召开了部分省的县改市工作座谈会。当时，我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参加了接待工作，因此认识了国家民政部地名司副司长、具体负责县改市工作的孙维林。后来，县政府主要领导去北京，我和县协作委主任居继荣随同前往。到了北京，北京军区的卞家贵（高邮人），也积极配合，共同开展了高邮撤县设市的攻关工作。
争 取
我们来到民政部的地名司找到孙维林。那时，地名司不在国家民政部内，而是设在一所清代的王府里。孙维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县改市必须做的有关工作。由于跑北京的次数多了，他和我们变得熟悉了起来，我也不知不觉地“陷”进了“县改市”的工作。再后来，县委、县政府直接明确了这项工作由副县长陈伟民和我具体负责。
陈伟民原是中科院南京地理湖泊研究所的一名中层干部，一九九〇年来我县挂职，担任副县长。他个子不高，非常朴实，大概是在野外工作的时间多了，脸晒得黑黑的，穿着也不太讲究，乍看上去，一点不像知识分子。有一次去马棚乡，他被人误认为是个农民。但这个人不仅品质很好，而且工作也很踏实、认真。因为他在研究所的工作关系，在北京有不少熟人。
从一九九〇年下半年起，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陈伟民和我几次去了北京。起初，我们做的都是一些外围工作，收效不大，进展不快。后来，临近的兴化县被国务院批准撤县改市。我们从扬州市政府办公室的有关同志那里了解到（当时扬州、泰州还没有分开），兴化是找到了时任国家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我们终于领悟到，能不能撤县设市，最最关键的人物是崔乃夫，但要找到崔乃夫又是谈何容易。
经过一番努力，我通过早已熟悉的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傅立仁，认识了姬鹏飞的秘书刘志刚，又通过刘志刚知道了一位姓史的教授。据刘志刚说，只要这位史教授帮忙，崔乃夫一般是不会推辞的。
攻 关
我和陈伟民回到高邮，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作了汇报，他们都积极支持和鼓励我们去做好工作。因为我们事先已经了解到崔乃夫是个有品位的“文人”。所以，我们考虑再三，特地给崔乃夫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品”：除了两盒高邮双黄蛋、一对伯勤仿古陶瓷厂生产的古色古香的花瓶外，还有一幅秦邮碑帖拓本的长卷。这幅长卷是委托文管会秘书周同制作的。周同特地请了扬州的裱画匠专程来到高邮文游台拓印了两天，然后又带回扬州去裱制，一共拓了两份。制作好以后，我们看了，非常精致，确实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俨然是珍藏多年的“古迹”。同时，我们还将《高邮州志》上记录的高邮在历史上曾“辖宝应、兴化”的这一页，复印了一份影印件，一并带去。
我和陈伟民再次来到北京，首先拜访了史教授。这位史教授非常和善。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我们带给她的双黄蛋十分欣赏和高兴。她说，早就听说过高邮的双黄蛋了，但就是没有见过……我们闲话了一会，向她说明了来意。她很爽快地和崔乃夫通了电话，约好了要我们后天晚上去崔乃夫的家里。
第三天晚上，我和陈伟民来到万寿路崔乃夫的家。崔乃夫很客气，让我们进到他的家中。我们把“礼品”向崔乃夫一一地作了介绍，崔乃夫很高兴。果然，对那幅长卷特别感兴趣，特地让他夫人把眼镜拿来给他，凑着灯光，对长卷仔细地看了又看。我们乘着他高兴的当儿，向他说明了来意，并说邻近的兴化已经改成“市”了 。他忍不住地问：“难道兴化不如你们高邮？”我们拿出了那份《高邮州志》的影印件，指着用醒目的红笔标出的高邮曾“辖宝应、兴化”这几个字，让崔乃夫看。崔乃夫看了以后，惊诧地问：“高邮还管辖过宝应、兴化？还有这个事？这么说……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这时，我们又乘机向他全面、详细地介绍了高邮的情况。他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我们都一一地作了汇报和说明。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按照你们说的，高邮的“撤县建市”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事后，我们把情况告诉了民政部地名司的孙维林同志。他说，既然崔部长这样说了，这件事就差不多了。果然不久，孙维林和傅立仁都分别电话告诉我，民政部已将包括高邮在内的一批“撤县建市”的名单报送到了国务院，提请国务院审议决定。孙维林还告诉我，在报送“撤县建市”名单时，崔乃夫部长还特地查点了一下，有没有高邮。
落 定
一九九一年二月下旬，我们得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撤县建市”等问题。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让我特地去北京，再次向有关方面打招呼。我提前几天到了北京，与方方面面的人都进一步作了沟通。国务院开会的这天，大约是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傅立仁打电话来告诉我，国务院的办公会议刚刚结束，“撤县建市”的议题刚刚讨论通过，高邮也在其中。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电话告诉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第三天，我从北京回高邮，路过南京，找到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潘春林，问他有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高邮县改市的信息，他说还没有。我回到高邮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左右，省政府将国务院同意高邮“撤县建市”的决定以正式文件发给了高邮，至此，才真正尘埃落定。
为了把“撤县建市”的庆祝活动搞好，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特地要我们到外地已经县改市的地方去看一看，学习人家搞好县改市活动的经验。于是，陈伟民和我以及政府办接待科的相联等，专程去了昆山。回来以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又要我拟了一个高邮“撤县建市”庆祝活动安排的方案，并召集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开会，征求意见，同时决定成立撤县设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对有关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明确地进行了分工。两天后，我在二招召开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的意见，并对各有关部门的具体工作和任务明确了要求。接着，在原第一会议室（政府大楼北面的平房，后来拆掉了），召开了有县直机关各部委办局和乡镇负责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由我在会上对撤县设市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活动的安排作了全面介绍。
庆 祝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早上，高邮在县政府门口（即现在的州署门口）举行了有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同志参加的揭牌仪式，正式“县”改“市”。当天上午八时，在县人民剧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除高邮的有关人员外，还有省政府办公厅的一名副秘书长、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扬州市委秘书长、扬州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原扬州市所属各县市以及江苏其它有关县市的同志，还有山东威海等友好县市的同志。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按照预先的安排，大会分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是宣读批准高邮改市的批复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后一部分是文艺演出。考虑到前一部分内容不多，时间不长，所以就决定不设主席台了。可就在离会议开幕只剩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参加会议的扬州市委秘书长薛庆仁突然提出还是要设主席台。时任市委书记孙龙山用对讲机告知我这件事，我非常着急，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准备。人民剧场的条件也很差，连搭主席台的桌子都没有，而且时间太紧，不可能再从别的地方去找来搭主席台的桌子。我们只好找了几张旧桌子放到第一排，后面就搬来砖块垒砌成墩子，在上面铺了木板。没有台布，就让政府行政科的陆元海赶到北石桥附近的百货公司去拿床单。那时，百货公司还没有开门，陆元海好不容易找来人，开了门，说明来意，钱都未付，拿了几条床单，就急急忙忙赶回剧场。等到把主席台布置好，距离开会时间只有几分钟了。会议开始后，我和陆元海等一直紧张地站在主席台的两侧心怀忐忑地看着，唯恐发生意外。直到会议结束，放下大幕，主席台上的人离开后，我们才放下心来。
当天中午，我们在二招大餐厅举办了高邮历史上的第一次自助餐，招待外地来高邮参加庆祝活动的贵宾，盛况空前，气氛热烈。大家非常高兴，赞不绝口。
当天下午，我市举行文艺大游行，共有十个方阵，从体育场出发，经中山路、通湖路、环城东路、到县府街向西……那一天，高邮城是万人空巷，倾城出动，包括从农村来的人，估计有十多万，是高邮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一路上，游行队伍几次被堵，难以通行。为了确保安全，我和副县长李士清乘坐指挥车走在最前面，手里始终拿着对讲机，不停地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游行队伍的行进情况，直到游行圆满结束，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当晚，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县人民剧场演出《五女拜寿》，由国家著名演员茅威涛、何赛飞主演。
盛 会
高邮撤县设市在高邮的活动暂告一个段落。接着，我们又赶到北京，筹办了高邮历史上的第一次经贸洽谈会。
会前，我们又通过傅立仁、刘志刚认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的胡秘书。然后，由我陪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来到中南海陈丕显的家中，正式邀请陈丕显同志参加我们的经贸洽谈会。当时，陈丕显不在家，他的夫人热情接待了我们。由于胡秘书在事前就帮助我们做好了工作，所以，她一口应允，欣然同意，代表陈丕显接受了邀请。他夫人还对孙龙山说，你是高邮的市委书记，我问你一个问题，考你一下，看你这个书记及格不及格：“高邮在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牺牲的一个最大的干部是谁？”孙龙山说:“是周山。”她哈哈大笑说:“对了，你这个市委书记及格了。”陈丕显的夫人还特地叮嘱胡秘书:“你要注意，要帮老头子控制讲话的时间，他有时讲话是无轨电车，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一次在江西省的一个党代会上，一说就说了六七个小时，从上午八九点钟，一直说到下午三点钟，把人家省里的同志急坏了。这次去参加高邮的经贸洽谈会，千万不能这样。”我们听了，也都笑了起来。
当年六月上旬，我们通过在新华社工作的高邮人孙宝玉，认识了新华社行政事务中心的负责人张晓明，借用了新华社的大会堂举办经贸洽谈会。六月七日开会的那天，国家许多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陈丕显也准时到场，并作了约一个小时的讲话，回顾了在战争年代路过高邮的历史，对高邮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赞扬和肯定，也对高邮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希望。那一次经贸洽谈会开得非常成功，中日友好医院的院长陈绍武感慨地说，想不到我们家乡能在北京开了这么一个好的会议！他特别高兴，第二天，特地调来了三辆轿车，并亲自驾驶，带着我们一起游览了青龙峡、圆明园等处。
至此，高邮撤县设市的全部活动才真正算是结束。
高邮的撤县设市大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士气，为高邮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直到现在想起，还是那么令人怀念、骄傲和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