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除夕，晚饭刚刚吃过，妈妈还在厨房里收拾锅碗，我们兄弟四人便迫不及待地嚷嚷着，要爸爸包压岁钱。爸爸温暖地笑着，对我们发出指令：“别吵，别吵，坐到桌上去！”我们便在八仙桌的三面坐下来，而上席的位置照例给爸爸留着。

　　总是不会等得太久，便看见爸爸拿着写门联剩下来的红纸和一条大糕，很逸当地在上席位置上落了座。爸爸很熟练地直接用手把红纸折裁成四四方方的样子，家里人每人一张。整条的大糕是前几天就买好的，我们虽然看着眼馋，却不敢撕开来品尝。这时候，爸爸倒是毫不犹豫地剥下它鲜艳的红纸包装，让一股迷人的香味刺激着我们已经兴奋的神经。每年至此，爸爸总会抬起他正在忙碌的眼睛，扫描一下我们兄弟四人，那目光仍然是温暖的，或许还带着一些调侃：爸爸一定看懂了我们眼睛里的“迫切”和“贪婪”——直到十二三岁以后，我才对爸爸的这一眼有了“不好意思”的反应——爸爸将裁好的红纸正面朝下在桌上铺开，很小心地把大糕一两片一两片地剥下来，分别压在红纸上。做完这一切，爸爸开始将手伸向了他的口袋。压岁钱就在爸爸的口袋里。

　　五十多年前，我并不理解发压岁钱是什么意思，我只是看中发的是钱。家里的钱到了我的口袋里，真的成了我自己可以支配的，每年大约只有这一次的“分配”机会，显然是令我兴奋的，更何况我已经随哥哥们学会了砸钱锅、滚铜板，手头没有钱，就不能参与这种在春节期间非常流行、似乎也没有其它的活动可以替代的娱乐。所以，当爸爸的手伸向口袋时，我是既兴奋，又有点担心：我知道爸爸每年都是“差额”发放，今年发给我的会是多少呢？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才会更满足。

　　其实也没有多大差别，一二角钱而已，而且都是大哥多一些。爸爸说，你们大哥工作了，要用钱呢！我们也没有争过抢过，觉得爸爸做得很合情理。爸爸将压岁包仔细包装成方方正正的样子，每包好一个，总会用手郑重地压一压平整。全部包好以后，爸爸就会抬起头来，给予我们一年当中最认真严肃的嘱咐：你们又长一岁了，上学的要更加尖心，干工作的要认真做事，人不能不求上进，希望明年大家都有新进步！我们“嗯嗯”着，伸手接过爸爸递给的压岁包。

　　爸爸给我的压岁包里有二角钱，多少年没有变过。

　　一年的心情从这一刻开始，变得更加爽朗起来。我把压岁包小心地压到了枕头下，心里却在期待着，明天去庄上拜年，应该能再收到几份压岁钱。

　　每年我第一个去拜年的是我的一位堂哥家。堂哥只大我十三岁，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已经结婚成家了。每年去他家拜年，他总会悄悄地给我一份压岁钱，并且数额特别巨大：五角！按现在的话说，这五角钱已经纳入了我心里每年压岁钱收入的“预算”！新年里买几本小人书、几支带橡皮的铅笔等，都因为有了这五角钱而让我安心。按理说，平辈之间不必给压岁钱，堂哥或许因为我是几个兄弟当中最小的，当我作晚辈看，也或许认为我学习蛮努力的，鼓励和资助兼有。我没有问过堂哥，但我清楚记得：每年堂哥将压岁钱塞到我的手上时，总会笑呵呵地说，老兄弟来了，来来来，买几本书看看吧！

　　我有几位长辈亲戚也是给得起压岁钱的，这让我乐意和爸爸妈妈去走亲戚。外婆家、姨娘家、舅爹爹家其实离我家很远，有二三十里路，一路走到那，腿脚有时候会疼，但我从来不喊孬。想象着能多走几家亲戚，口袋里便会多出几角甚至一二块钱，那种“走”的苦和累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我去部队当兵，便和压岁钱生疏起来，很多年没有交往。等到我转业回家，倒是成了既收压岁钱，又发压岁钱的人了。不过，虽然压岁钱的数额越来越大，收和发的人也都有一些在意，但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当年的味道了。什么味道呢？我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