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令我不能忘怀的，是我在八桥医院工作期间，亲身经历的、有困苦有欢乐的农村医疗卫生往事。
1968年12月31日，我从扬州卫生学校毕业，经县组织人事部门分配，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踏进了八桥地段医院（以下简称八桥医院），在这里度过了7年4个月23天。
50年前的八桥医院，承载着南片几个公社的预防和医疗任务。医院坐落在镇北水利团部西侧，条件相当简陋，仅有几间平房，空心墙，水泥梁，还有几间是土坯墙。无专科门诊，无病房，无辅助科室，仅能做血、尿、便三大常规检查，还是医院会计兼任的，仅有一架低倍显微镜，还与会计室“合署办公”，最顶尖的医疗设备是一台旧式负压吸引器，是妇产科专用的。公共设施无从谈起，职工和病人要往返很远才能如厕。职工宿舍更紧缺，刚进院时仅能提供集体宿舍，原有的老职工往往是几代同住一室。据院长介绍，当时医院老职工主要来自高邮卫校毕业生和农村联合诊所的医生，其中有一位远近闻名德高望众的老中医周源江先生，是八桥医院的招牌，方圆几十里地的病人来八桥求医，大多数都是奔他而来。那时的八桥医院因为有了他才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那年，县里共分配了8名医学类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充实这个名不符实的地段医院，其中本科生3名，他们来自南京医学院，中专生5名,分别来自无锡、南京、扬州等地卫生学校的毕业生，是毛主席“6·26”指示精神让我们这群人汇聚在八桥。我们都是文革前最后一届毕业生，虽经文革折腾，但我们该读的基础医学理论功课已基本读完，该实习的临床知识也都实习完毕，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们都能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由于我们这群人的到来，给这个僻静的医院带来了勃勃生机。我们个个怀揣梦想，期盼我们所学的知识能在医疗实践中得到运用和提高，但事与愿违，这里一无上级医师做后盾，二无配套的各科医生，三无相应的设备条件，更令人绝望的是，遇到急诊时，往往进退两难，看着患者一张张求医心切的痛苦面容，听着一个个生命弥留患者发出的哀求，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急救措施，最终还是难以挽回垂危的生命。
初遇“痧孤子”病人
1969年夏季的一天，我去金沟大队出诊，一位热心肠的妇女请我出诊结束后再看一位“痧孤子”（医学名称子宫脱垂）病人，初诊结束后，我们来到了病人苏某家，她已与家人长期分住，独居一处，那时的农村，土坯房、无窗户，当我们走进她的住处，就闻到一股弥漫全屋的腥臭味，我下意识地摒住呼吸，询问了病史，做完了妇科检查。我感到十分惊讶，这么严重的子宫脱垂病，我只在书本上学过，在实习和实践中从未见过。我告诉她：“你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病。你是姥姥接的生吧？”苏某答：“不错。”我又问：“你产后十天左右就下地干活了吧？”她立即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我告诉她：“产后的强体力劳动会造成严重的子宫脱垂。”她两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求求你，帮帮我！”那时的我心中还没有底，我迟疑了片刻，还是回复了她：“我回医院商量后转告你。”这时她向我诉说了她生养后的经历：家人嫌弃她，与她分居。为防止别人嫌她身上的味道，队里开会她都坐下风，生产队还照样派她的工。她埋怨着，叹息着：“死也死不掉，活也活不好。”我对她作了一番安慰，并将此病的发病原因和自我保护方法告诉了她。她非常感激，两眼充满了期待。
我回院后向院长作了报告，也向其他医生作了讨教，他们的意见是：“手术效果最好，转县医院较为合适。”后来我告诉大队妇女主任，让苏家准备好手术费用，去县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一年后我听说她并未得到手术治疗，后来就没有她的消息了。苏某的重症子宫脱垂一事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为我后来从事妇女病治疗工作提前上了一堂课。
产妇要过鬼门关
1969年隆冬的一个夜晚，雪花像柳絮般飘扬，轻轻撒在值班室的外窗上。那天正好我值班，我满以为这样的天气不会再有急诊造访，早早地便和衣躺在了值班室床上。正当我睡意渐浓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先生，快开门！快开门！”我一骨碌起床开门，只见四名男子抬着一位患者进了门：“我老婆在家生养，肚子已疼两天了，生不出来，姥姥推手没办法了……”我一边听产妇丈夫叙述，一边检查胎位和各项生命指征，检查后，我大吃一惊，产妇遇上大麻烦了，胎儿横在子宫内，胎头不降，无法正常分娩，如立即手术一定有救，但那时八桥医院无手术条件，无血源储备，只能是个中转站，转院是唯一出路，但也是危险之路。宫缩越来越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转县人民医院，途中可能会出现问题！”我向家属作出交代后立即进行了常规处理，让他们尽快上路。当时八桥交通闭塞，车辆不通，每天只有一班小轮船当日往返，不在八桥停留。别无他法，他们只能抬着产妇，在泥泞的道路上冒着风雪艰难地奔向40多里以外的县人民医院。
那天我通宵未寐，那产妇越发频繁的宫缩引发的阵发性嘶叫声让我久久无法平静，无助的感受是何等的揪心！作为一名医者，看着自己的患者将要失去最佳抢救时机，死神正向她逼近而我却无能为力，有负这位受难的产妇，更有负“救死扶伤”的崇高天职！
天快亮时，我将值班室的大门敞开，等待昨夜的结果。我担心的事发生了，那四人抬着逝去的产妇返回了。我两腿发软，眼睛湿润了。清晨，还未交班，我就敲开院长的办公室，讲述了昨夜的事。这位院长听力不好，但他完全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当时表现出了一脸的无奈，但事后我听说他向县卫生局局长汇报了此事，引起了卫生局领导的重视，后来卫生局对八桥医院加大了财力和人力的投入，开始筹建新院，也许与此事有一定关联吧。
次日，我走访了几位医院附近大队的年长者，了解农村产妇生产的情况，据她们说，农村妇女生养历来是“一只脚站在棺材内，一只脚站在棺材外。”这时我才明白，旧时农村妇女在家生养，也就是在家赌命，在家过鬼门关。此事也是我后来在妇幼保健岗位上痛下决心治理老法接生的动力所在。
死在爸爸背上的孩子
上世纪70年代初，农村儿童发病率很高，成活率低。据统计资料反映，解放初期新生婴儿死亡率达25%，70年代初已下降到15%。那时夜班急诊中，大多数为新生儿和婴幼儿，来者病情凶险，高热不下，尤其是春季，白喉、麻疹、百日咳、肠寄生虫病已成为常见病、多发病。幸运的是，那时国家对儿童传染病已实施全程计划免疫，这些疾病都有了特效药，只要诊断准确，对症用药，一般都有救。但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一般一人发病，庄上其他小孩免不了要遭殃。肠寄生虫病，发病率更高，一般发病率在90%以上，因蛔虫引发的肠梗阻也屡见不鲜。
1969年刚入冬，医院门诊接待了一位小患者，孩子趴在爸爸的肩上进了门诊室，家长诉说孩子在家已有一天一夜不吃饭了，肚子一阵疼起来就在床上打滚。门诊医生为孩子作了检查，腹如板状，肠鸣声全无，当即就诊断为蛔虫性肠梗阻，极其凶险。医生们建议速去樊川医院作手术治疗，孩子爸爸立即背起孩子向樊川奔去。后来大队传来消息，还未到永安，孩子哭声就消失了，一个7、8岁的孩子，就这样结束了幼小的生命。这都是当时农村缺医少药造成的，如果当时医院具备一般外科手术条件，这孩子也不会因此病而死。
创办合作医疗
1969年春节后，医院召开了全体职工会议。会上，院长传达了县卫生局会议精神，他开门见山：“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动员医务人员到大队创办合作医疗室，县卫生局要求两年内每个大队要有一个医疗室，要培养一名赤脚医生，还要筹集好合作医疗的经费，互帮互济。医院先派两名同志下大队，做好样子，请大家报名参加。”话虽不多，意思明了，但是到大队创办合作医疗是个新生事物，谁也心中无底，会议冷场了，无人报名，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院长也十分尴尬。我与蒋兴珠医师（南京医学院毕业生）耳语一番后先后报了名，就这样我们俩成为了八桥公社创办合作医疗的先行者。
农村合作医疗其实质就是建立在农民自愿互助互济的基础上，由大队、小队、社员三方按一定比例共同筹资，免费或部分免费开展疾病防治，核心是为社员提供基本医疗，解决小毛小病，大病转院治疗。“关键是筹好经费，不能超支。”这就是老院长的嘱咐。
我们选择了去罗庄大队，因为罗庄大队是我的老家所在地。我向大队提出了几个条件：一要有一个阵地和简单的医疗设备及必需药品；二要有一块草药地，能像龙奔乡焦山大队顾文海那样，充分发挥中草药治病作用；三要配备一名女赤脚医生；四要筹足合作医疗经费。
原罗庄大队有一座小寺庙，三间房，还有一个大庭院，这里就成了我的工作场所。有诊室，观察室，大庭院以后就成了宣教阵地。我按照“小病不出大队，大病不出公社，重病转县医院”的要求，有序开展合作医疗的创建和服务工作。
在创办合作医疗期间，我接待过很多妇女姐妹们，过去不为人知的妇科病她们都愿意向我开口，她们的重要话题是“月子病”，似乎什么病都与月子有关，农村妇女坐月子确实给她们带来很大的痛苦。经对她们的检查发现，妇科病的发病率高达60%以上，而且有的难以治愈。我也询问过她们，既然月子病痛苦，为什么不找医生？她们发出的共同心声是：“见不得人，怕丑！找不到女医生。”她们是多么渴望有女性医生！女赤脚医生的配备正满足了她们的需求，为了教会她们预防妇女病的知识，我将医务室的庭院作为卫生知识宣传场所，罗庄大队的女赤脚医生和女性社员是我的第一批、第一场接受妇女卫生知识宣传的听众。
带教也促使了我的成长，我的宣传方法、宣传胆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拘谨宣传到敞开对话，我很快学会了将复杂的疾病预防治疗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便于运用的自我保健方法，受到了她们的欢迎，并逐步形成宣传教育制度。每到约定时间，她们不请自来，没有医患之间的隔阂距离，她们问这问那，我与她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大队安排人帮我们种植中草药，我们学习焦山大队做法，将地规划成了若干小块，每块插上木质标签，标注了品种、株数，草药用途，使用方法，如青蒿治疟疾，飞廉治乳糜尿，紫苏治感冒，蒲公英治喉炎、扁桃体炎等，既像中药铺，更像展览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初步打造了一块像模像样的草药园，一般常见病多发病均用中草药，有时候为了增强疗效，还配合针灸，效果很好，西药用得很少。用这样的方法治疗疾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合作医疗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将最简单的保健方法传授给了社员群众。
那年公社还在罗庄大队召开了合作医疗创办现场推广会，参观了草药园。1969年11月我被医院推荐参加了县卫生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大会上汇报了创办合作医疗的体会（至今发言底稿还保存着）。一年的合作医疗创建和服务，使我真正体会到这是解决中国农村低收入人群缺医少药的重要途径与法宝，在保护和增进农民健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年的工作实践，让我第一次感受到1965年毛主席发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和必要；第一次感受到“中医中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第一次感受到妇女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必须得到特殊的照顾；第一次感受到医务人员必须要深入基层，才能了解基层，从而更好地服务基层。
迎来新变化
在毛主席“6·26”指示影响下，许多城市大医院的医护人员，下放到农村医院。1970年1月6日，卫生局通知八桥医院去泰州接一批高水平的医务工作者来我院工作，医院派我去泰州市乔园宾馆报到，接回分配到我院的医生们。在那里我接回了董仁章夫妇（外科主治大夫，现苏北医院外科主任医师）、钱进生夫妇（内科主治大夫，现江苏油田医院主任医师）和张医师（泰州康复医院外科主任医师），还有我的学姐丁蓉君先生（泰州市人民医院总护士长）。这时的新院虽已落成，医疗条件虽有改善，但与泰州市级医院相比差别很大。他们来到八桥后稍作休整便投入了工作。面对简陋的工作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从不怨天尤人，用精湛的医疗技术为农民提供热心服务，深受广大农民欢迎。他们成了我们这群刚出校门学子的老师，对我们实行了传帮带，加快了我们的成长步伐，我们由衷地感激他们的辛勤带教！时隔不久医院又充实了两名医学类本科生，初步形成了医疗力量的第二梯队。这时院长又通知我改行学麻醉，我服从了组织决定，去我的母校医院（苏北医院）学习麻醉四个月。
上世纪70年代后的八桥医院可谓技术力量一流，医疗设备齐全，内外妇儿到位，可以全面开展一般外科手术，妇产科在大外科的支持下，医疗水平显著提升，基本能满足孕产妇的安全分娩需要。从此，八桥医院迎来新的变化，结束了中转站的历史，接纳着方圆几十里地的疑难杂症患者，无数高危产妇有救了，无数急诊的患儿再也不需要转院了。实行救死扶伤，我们有了用武之地，八桥医院以崭新的风姿呈现给了八桥及所辖范围内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