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三年多了。

　　在这三年里，我好像依然看到母亲做饭缝衣的身影，依然听到母亲缓慢而亲切的话语，依然想起母亲用过的大锹、钱包、整枝剪、嫁接刀，等等。这一幕幕、一声声、一件件，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回忆和联想、感念和警示。

　　文革前，母亲就是按月凭工分拿工资的场圃工人，每月报酬从几块钱涨到十几块钱，捏捏卷卷，塞进小衣袋钱包里。母亲的那只小衣袋钱包，是从旧中山装上衣小口袋拆下来的。小口袋上，还留有纽扣，有时还有个把小布丁，但总是干干净净、板板扎扎。这种小衣袋钱包，母亲用过好几个，黑的、蓝的、灰的。母亲干活要强、聪明，在嫁接、修剪、扦插、疏芽、治虫、施肥、挖河等事项中，总是走在人前。凡是结对、配组的活儿，人们总是争着和母亲在一起，母亲的工分值总是名列前茅。有几次放电影前，在银幕上还以幻灯快板书的形式，表扬母亲的一些事迹。每次放幻灯片之后，我们总是要得意好几天。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前，母亲的那些小钱包也没有鼓过。当时，父亲是果园场采购员，1969年调至县化肥厂做采购工作。他常年在外，有时出差十几天或半年才回家。即使回来，在家最多个把星期，就又出差了。那时，我们姊妹三个（我、妹妹、弟弟）还小，吃穿上学开支，人情往来花销，工资收入总是月月光。母亲有时手头实在很紧，不到月底，钱包空空，就向果园场的唐志美和王祥云大妈、徐益良伯伯，蚕桑场的张淦泉医生、侯敬民技术员借钱，等下月发工资或父亲回来还上。

　　文革中，我们家从果园场搬至蚕桑场。文革结束后，父母也涨了些工资。加之母亲在本职工作之余，也搞些边角地，弄点小副业。常常天不亮，就从八里开外的蚕桑场（八里松），挑着青菜、茼蒿、韭菜、扁豆、丝瓜、山芋等，到高邮南门去卖，卖完即赶回场里上班。一角二角、三块五块的，积少成多，小衣袋钱包也鼓了起来。那时，我们家住的是蚕桑场公房，因场部生产、后勤、办公等需要，常常要搬家，两三年就搬一次。我们仨慢慢长大，临时分的公房也不够住，加之多次搬家，也着实烦透了。父母发狠，自家建房。1972年，父亲请化肥厂领导批给计划，用煤渣补差，和窑厂换了点青砖，在蚕桑场建起了三间私宅（四年后又往东接了一间）。墙的下半段是实心墙、上半段是斗子墙，七架的刺槐房梁，椽子是用芦柴把子扎成的，盖的灰色大瓦，有个小小的后院，院子里打了水井。为建房，家里真是倾其所有了。一天晚上，母亲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不小的纸包，解开塑料皮，打开报纸，里面包的是二角五角、一块五块十块的钞票。这些是母亲进城卖菜积攒下来的“私房钱”，看后着实令父亲和我们仨吃惊不小，感动不少。如此七拼八凑还是不够，又和场里的同事、涟水老家的亲戚借债。从小衣袋钱包到报纸包，房屋落成，母亲的钱包被掏空了，父母的血汗好像也给掏干了。

　　1987年1月，母亲退休了，退休金从几百元慢慢增至三千多。我们仨也都成家立业，各家过着满意的生活。父母也进城居住，颐养天年。父母的退休日子蛮惬意的。母亲的钱包，也从中山装的衣袋，换成自己手工的小口袋，还缝上了小拉链。那些各色花样的小钱包，倒也精致，只是小些。好在就装些零花钱，也够放了。日子好了，母亲还是节俭如初，能省的则省，不当花的不花。父母的社保存折都交妹妹代为打理，妹妹按月取出父母的退休金交给母亲。除了水电、吃穿、零用等日常生活开支外，母亲总是将多余的，交妹妹再存回去。妹妹多次责怪母亲，反正是自己的钱就用呗，省着做什么？母亲总是笑着说，够了，够了，存一点不要紧。

　　一天午休之后，我开车带母亲出来转转，意在做做她的思想工作，劝她该吃的吃、该花的花。为了鼓励用钱，还哄着她，我们姊妹几个不差钱；特地带母亲到银行自动取款机前，用我的工资卡，提款给她看，并对她说，就放心用吧，你看用了又来了。母亲第一次看到钱会自动吐出来，很是新奇，又有些担心，竟对我说，这些钱干净吗？你爸爸做一辈子采购员，没有被人家戳一个手指头，你们在外工作要当心呢。母亲的话，既让我哭笑不得，又是对我们最大的疼爱和最深的提醒。

　　2011年3月，母亲患了肺癌。断断续续住院医治三年多，有关医院、医生真是尽力尽心。我们一直瞒着确诊，直到最后母亲也不知自己患的是肺癌。患病中期，因时常呼吸困难，母亲预感可能是绝症。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她提出由我们陪同，专程去了一趟果园场，带了几份礼，分别送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家的阿姨、伯伯和大妈们。老同事相聚，真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谢，母亲忆着笑着，擦着止不住的热泪。那种真情善意，让我们做子女的深为感动。后来卧床不起时，母亲还再三交待，要代她感谢张淦泉医生、侯敬民技术员。母亲过世之后，我和妹妹分别走访了张、侯两家，代母亲表达了心愿和谢意。

　　因有些药是不能报销的，如当时进口的易瑞沙就不在医保范围，每瓶1700元，每月用完后再买；夜里，间隙用些护工，护工费也是自理。母亲的积蓄几乎都贴了进去。患病不久，母亲就将她的社保存折交我保管，让我执掌退休金的使用权，并对我说，每月折上就这么多钱，看钱用药吧，实在不行就不看了，出院回家，听天由命。我们姊妹仨再难，也要保证母亲的医治。尽管治疗和有关费用不低，我还是每月从母亲的退休金中留出500元，交她零用。母亲说，到这个份上，我还用什么钱唦？不肯接收。再三推让，我还是让母亲收下了。

　　在母亲逝世前个把月的一天上午，母亲将我叫到床前，拿出她亲手制作的花布钱包对我说，你给的每月500元，我也用了一些，这是结余的，现在归你，以后还有正用。我不肯接手。母亲说，听话，你拿着，放我这里压床有什么用呢？我让妹妹过数，总共8525元。母亲在世时，这个钱和钱包总是放在我的皮包里。夜深人静，我有时也对着钱包发呆，如能出现奇迹，让母亲重新站起来，花花自己的退休金，享享清福，该多好啊。然而，夕阳西下，人生灯熄。带着对子女的怜爱和世界的眷念，母亲于2014年5月10日离开人世。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之后，我将母亲交留的8525元，单独存了起来，至今未动一分；将母亲缝制的花布钱包清洗、晾干，用塑料袋包好，放在我的手提包里，无论我走到哪里，钱包总是随我而行。每当想起或触碰母亲钱包的时候，我就觉得：母亲的钱包不只是装钱，它装着多种精神和物质财富，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和慢慢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