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赖景耀先生，高邮的一些干部对他很有印象。因为在2005年第三届中国邮文化节打造“东方邮都”座谈会上，赖景耀向高邮市委、市政府提出一条很好的建议。他说：“高邮是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作为邮都，高邮人要爱邮，懂邮，积极参加集邮。对高邮干部考核要加上懂邮这一项，不懂邮的干部不要提拔。”这话初听起来感觉有点绝对化，但细想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高邮的干部应该注重邮文化知识的学习，了解邮文化就是了解高邮的历史，了解高邮的传统文化，了解高邮的市情。

　　我是10多年前认识赖景耀先生的，他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性格爽直。在交往的过程中，我看了一些介绍他的文章、报道，使我对此人平添敬佩之心。赖景耀，1942年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工会主席，应用数学研究室主任，甘肃中山学院院长、教授，甘肃省政协委员。现在是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国家级邮展评审员，甘肃省集邮协会副会长。著、编《漫话集邮》等邮书五部，发表集邮论文、文章数百篇，两次被评为全国集邮先进个人。

　　我习惯称他赖教授，文献集邮研究会多次活动我都能见到他。看他文章，与他相处，让我最受教益的是他的几句名言。

　　第一句：“机遇是不公平的，但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65年，赖景耀从四川大学毕业，服从分配，支援大西北，来到兰州。先后在玻璃厂当社教工作队员，东果园学校、二十里铺学校当老师、校长，1972年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被派到漳儿沟煤矿当矿工。艰苦的工作环境，他没有放弃学习，利用农村夜晚的安静，把大学时的教科书一遍遍地复读，在煤油灯下演算习题。直到“文革”结束，1978年被调到西北师范大学，开始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科研工作。他的这句名言其实是他生活的体验。

　　第二句：“爱邮票，就爱出点名堂来。”这是他1988年发表在《湖南集邮》上一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讲述了他集邮的心得和追求。他在文中说：“30年来，我精心收集，悉心整理，虽有了可观的藏品，但终因经济实力不济，精力时间所限而成效甚微，想集出点名堂，但又苦于出不了名堂。‘名堂’从何而来，梅兰芳先生的一句名言启发了我：‘学我者死，似我者生’。出路在于扬长避短，独辟蹊径。于是我在收集的同时，重点转向邮票研究，邮学探索。”1986年，赖景耀将他集邮讲座上的讲稿整理成《漫话集邮》出版；1992年，他三下福建，与其他几位集邮家一起编写出版了国内高校第一部集邮教材《基础集邮学教程》，与甘肃音像出版社合作，编写、录制、出版了六集电视片《专题集邮》。由此可见，他爱邮票，确实爱出了名堂。

　　第三句：“有兴趣的人比没有兴趣的人双倍快乐，因为他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赖景耀认为：“爱艺术，寻乐趣是人的天性。邮票，作为小型艺术品，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大千世界尽在方寸之间，叫人怎的不爱？集邮融趣味性、艺术性、史料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让人如何不迷？”他提出“集邮六十而立”论，60岁前工作是正业，集邮是副业，60岁后有时间、有财力，集邮便成了正业，所以60岁后集邮大有作为。他总结并提倡“三U”集邮新玩法，集邮、旅游、交友三者深度融合。他和他的邮友们践行着“三U”，在“三U”中感受集邮的魅力，享受集邮的快乐，增进邮友的感情。他还在集邮与灯谜的结合部探索，创作了3000多条集邮灯谜，为宣传集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有人也为他创作了一则灯谜：谜面：桂林山水甲天下，谜底就是——赖景耀（依赖风光而炫耀），虽然他今年七十有五，但他说：“从古称稀乐者寿，再求集邮伴笑颜。”

　　2016年11月23日，我去兰州征集展品，赖教授赶到我住的宾馆，与我讨论捐赠事宜。交谈中他说到，旅居瑞士的华人集邮家薛少棠与赖教授是好朋友，1993年，赖景耀去北京参加全国邮展，薛少棠邀请赖去他北京家中相聚，期间，薛拣出一幅名为《秋菊》的邮票剪贴画相赠，还用邮票贴出了“景耀先生雅正”几个字。这幅画经过装裱、制框，一直珍藏于赖教授家中。我知道，邮票剪贴画是用多枚邮票剪贴而成的图画，是集邮工艺品。它不用画笔和颜料，而用剪贴邮票来创作，将废弃或价值低廉的邮票剪贴成各种艺术形象，构成一幅艺术作品。这种艺术形式已有多年历史，当代邮票剪贴画技艺最高者当数集邮家薛少棠。

　　薛少棠（1919-2006年），河北武清人，1947年被国民党军队拉夫到了台湾，六十年代后在中东当厨师，1972年在瑞士经营餐馆并定居。薛少棠中学时就开始集邮，在瑞士，他创办了以收集研究华邮小型张、小全张为主的“小全俱乐部”，出版会刊《两小精华》。他特别擅长邮票剪贴画，曾在高雄、台北、日内瓦等地举办个人邮票剪贴画展。经过多年深钻苦练，薛少棠的作品，逐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且溶入了中国民族风格，在社会上名气大增，他的很多作品被国外收藏家收购珍藏。1982年，薛少棠回到北京，此后多次往返于大陆、台湾，参加集邮活动，策划了1990年10月的“海峡两岸集邮家首届邮展”，成为两岸交流的牵线人。1994年秋，薛少棠与杨勇伟一起来高邮参观盂城驿，我接待过他。报社记者任仁同志与薛少棠有多年书信交往。

　　想到这里，我对赖教授说：“听到您讲薛少棠的邮票剪贴画，我动心了，能不能把这幅画捐给中国集邮家博物馆？这可是一件稀有的展品啊。”他听到我说的话，好长时间才回答：“你动心，我可是很痛心啊。”我能看得出他内心的纠结，这倒不是他看重这幅画值很多钱，而是他割舍不了薛少棠先生留给他珍贵的念想。我指着在场的任仁同志说：“我们任记者与薛少棠也是好朋友，他们有多年的书信往来，回去后，请他费点心，写一篇介绍薛少棠的文章，把你与他的友谊写出来，如何？”赖景耀点了点头，说：“你动心，我痛心，任仁费心，我把它捐给博物馆，大家一起开心！”随后，赖教授带我到他家里，他从客厅的墙上取下《秋菊》邮票剪贴画，用布仔细擦拭了一遍，叫来老伴，拍了几张他与我交接的合影。

　　我们从兰州刚刚回到高邮，赖教授就发来了薛少棠的简介和他写的关于薛少棠的文章以及照片等。赖教授在“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群”上说：“薛少棠先生已离去十年，他的作品能入中国集邮家博物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欣慰！”赖景耀先生捐画，让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集邮家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