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巷中学与小学连在一起，位于镇的西边。学校四周被田野包围着，唯东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把学校与人口集中的镇中心分隔开来。河上仅有石板铺成的小桥，没有栏杆。每天，学生穿过窄窄的小桥，并没有哪个学生掉进河里之类的危险事情发生。

　　在那个年代，学校的规模不算小，不但容纳了周巷镇的学生，周边乡镇的学生也来就读。三排教室，一排办公室，外加食堂和宿舍。一条南北走向的砖头路把教学区、办公区及生活区分开，教室在西边，办公区及生活区分布在东边。每排建筑物之间是菜地，种植各色蔬菜瓜果，供给学校食堂。学校的大门在最南边，那儿有几棵大白杨树，枝叶很繁茂，夏天有洋辣子。学生喜欢抄近路，很少走正门，从小学大门直插过来。

　　那时候男女生同座。初一上学期，我跟一个个子矮矮的、很斯文的汤姓男生同座。他不是本镇的，来自隔壁村，每早要走半个小时的路来上学，但他很准时，从不迟到。我们不但相安无事，他还教会我很多东西。例如，如何通过透进教室的阳光判断大约时辰，以及把火柴放在光线聚焦的位置，引起自燃。

　　初一下学期，同座换了，磨擦不断。我跟那个男生好像是前世的冤家，互不相让。那时流行三八线，我们在桌上画一条清晰的三八线，不管谁不小心越过那条线，都招自对方一拳。下课时，坐在外边的一方赖在座位上，不给对方通过。坐在里边的那个，如果要出去，不得不从桌底钻或从桌上爬出来。

　　初二，我被老师指定做班长，我并不具备领导才能，同学也不怎么服我。有一次上班会课，班主任有事，让我顶上，并让我顺便跟学生讲讲时政。我报纸看得多，就跟同学们侃起了国内外大事，重点讲了日本的新首相。讲的是课外的东西，同学们听得挺投入，我也讲得头头是道。事后，我挺佩服自己，四十五分钟的一节课，就被我这么轻松地打发了。

　　初三学习生活无疑是紧张的。乡下孩子为了跳农门，都铆足了劲，埋头苦学，争取考上中专之类的学校，以解决户口和工作之类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都早起晚睡，挤出时间学习，大部分学生的睡眠严重不足。早上第一节课，我们都萎靡不振，头耷拉着，像小鸡吃米一样。我们担心被老师发现，用清凉油在眼皮上抹一下，眼睛被辣得通红，眼泪直流，睡意全无，继续振作精神上课。

　　初三上晚自习，大约在九点半左右放学。学校经常停电，学生要自备蜡烛。每次停电都会引起同学们的一阵欢呼，两间教室亮起了几十支蜡烛。部分用功的学生继续埋头苦学，大部分借机放松一下，开起了座谈会。烛光摇曳，谈兴正浓，欢呼阵阵，所有的学习压力都烟消云散，我们又恢复青少年快乐的本性。

　　学校后面是大片的农田，秋播麦子春种油菜。春秋两季，气温适合，我们喜欢在下午两节课后，去麦地或油菜田看书温习。春天油菜花开得正旺，去菜地看书的同学特别多。既可以观赏自然美景，又可以躲避老师的监督，一举两得。

　　那时恰同学少年，情窦初开也算正常，班上有两三对男女生暗生情愫，偷偷交往。我们的班主任立场坚定，坚决制止早恋，采取一切行动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去校后农田看书，班主任时不时搞突击，去麦田或油菜花地里搜查，看有没有学生在那儿谈情说爱。学生们早有防备，班主任没什么收获。

　　每个星期，我们都有一节劳动课。学校有菜地，种的蔬菜瓜果够食堂自给自足，我们的任务就是料理那几块菜地。对于乡下孩子来说，担水、挑粪、松土、栽菜、施肥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情，难不倒我们。

　　我喜欢栽菜，把细的栽秧子从地里拔出来，单个栽成行，预留足够的空间让它们长大长肥。我们这帮女生经验不够，把菜秧栽得东倒西歪，它们似乎不受影响，长势总很旺。附近的村民经过学校，总是讶异那几块菜地的喜人长势。

　　快乐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三年初中生活很快结束。学校安排了两条挂桨船，把一百多个学生送到临泽中学参加中考。整个中学阶段，我的成绩还不错，也很自信，对中考不是太担心。部分同学坐在船上，神情凝重，对着船边的河水发呆。

　　三天中考，大部分同学住在临中宿舍。其实就是大统铺，男生挤在几间宿舍，女生也一样。床就是一块木板，加上一床蒲席，那时候司空见惯，考生不觉得简陋。伙食更是简单，一大盆青菜汤，也可以算是一盆清水，上面漂着几根菜叶和几滴油花，外加几条菜虫。虽是清汤寡水，同学们仍旧吃得津津有味。

　　父亲在镇上帮我订了一个旅馆，我和同学住了进去。周巷离临泽不算近，八公里左右。三天中考，父亲每早从周巷走到临中送我进考场；中午，他早早地在饭店炒好菜，等我下考场吃饭；下午考试结束后，他又匆匆赶回周巷照看家里的小店。每天，他从周巷临泽走一个来回，行程十六公里。

　　考试结束后，大部分同学留在镇上看电影，我和少数的几个同学乘船回周巷。考试既已结束，书也不要了，船上散落的全是书，我捡了一大包书回去。

　　中考放榜，我没有达到师范分数线。师范与县中不可兼报，我被临泽中学录取，父亲托了人，把我转到县中。我总在想，如果我留在临中，所有的好朋友都在那儿，高中生活是初中生活的延续，将会是一如既往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