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在高邮市委办公室工作，曾陪同市委领导到升达集团调研，了解到张椿年与该集团的一些大致情况。

　　出于写作者的敏感和调研工作的需要，我曾到升达集团与张椿年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没有拒人千里的傲慢，没有振聋发聩的宏论，也没有功成名就的架势，谦和、礼让、慈祥、低调，是张椿年给我的第一印象。让座，沏茶，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一股儒雅之气。当时，就想写写张椿年，写写升达集团。

　　这样的动机，没有丝毫的私情，是出于对高邮工业经济现状的认识和忧虑。高邮工业有过辉煌的历史，电风扇、啤酒、牛仔服、自行车零部件、发动机、摩托车整车，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产品，这些企业以及企业负责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倒是元件六厂很少有人提及，所生产的产品知者更少。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或者很难归结为哪一方面或几方面原因，这些曾经红火的企业要么大而化小，要么烟消云散，可以这么说在以百计之的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里，经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直生存并不断发展的，元件六厂是极少数几家中的一家，人称之为“集体企业里的一面红旗”。而且，由手工作坊到自动化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由厂地十亩到一个电子工业园区，从一个集体性质的小厂到混合制的民营企业集团，从76名员工到千人庞大队伍，从年产值不及百万元到产销数亿元，产品没有换，领导没有变，企业在一天天变大变壮变强。这里面一定有不同寻常之处。一个企业的兴衰都有必然性。

　　后来，由于工作一再变动，未能如愿。

　　2014年2月9日，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下午，我刚午休起床。时任高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秋红打电话给我说，张椿年，张老去世了。我闻之一愣，怕听错了，问到底是谁。因为2月7日我也参加了市经济工作暨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我也亲眼目睹张椿年满面笑容、步履稳健地上台领奖。张部长重复了一遍，是张椿年，今天凌晨去世的。

　　张部长在高邮经济开发区先后任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对张椿年情况非常熟悉，说张椿年是大师级的企业家，是党员企业经营者的榜样，是协调政企关系的高手，是急仁好义的慈善家。言谈中透出无比的尊重和爱戴。

　　下午，时任扬州市人大农工委主任张安龙专程来邮吊唁。张主任也曾在高邮经济开发区任党工委书记，对张椿年的了解一定也是深入的。吊唁后，我们在一起交谈，话题无非是张椿年。张主任说，你们宣传部应该组织人员写写张椿年，这个人很了不起，是高邮企业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也是值得大树特树的企业家，与政府关系默契，企业内部和谐，对国家和地方的贡献都很大，宣传他就是宣传正能量。后来，直接点我的名说，就你写。

　　当时，我没有表态。晚上，睡在床上，难以入眠，我自己了解的，别人介绍的，多方面关于张椿年的信息一齐涌来，我过滤梳理，希望从纷纭的材料里理出一个头绪来。一个意象浮出脑海，一匹撒蹄奔驰而轰然倒下的骏马在我的眼前闪现，我一个激灵。多么吻合啊，不是有很多人称张椿年为“马校”吗？不管出于何意，总之与马有关。围绕这个思路进行构思，午夜翻身下床，真是思如泉涌，一个多小时就在键盘上敲下了《如马奔腾》。

　　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很多领导和企业界的熟人，都对我说，写得真像。

　　领导的任务完成了，似乎也了了一桩多年的心愿，应该轻松了，但我一直轻松不起来。

　　反反复复地阅读《如马奔腾》，始终觉得此文有内容但过于概括，有意象但不够清晰，有提炼但失之单薄，说得不客气是一篇应景之作，不足以全面完整地反映张椿年其人其精神。对一般人、对企业经营者不会产生很广很深的启发意义。这与时间仓促有关，也与我对张椿年的了解不全面不深入有关。自感这样的人物、这样的题材，如此处理太简单化了。

　　我利用工作之余，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和资源，收集到所有关于张椿年的材料，到升达集团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与数十人进行单独交谈，一条张椿年以及其辖下的企业成长发展的脉络渐渐清晰起来。我感到，把张椿年的一生放到广阔而深重的时代背景下考量，把他的为人处事的风格精神放到企业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展现，很有典型性，他的命运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命运，他的命运与社会变化、与时代进步、与事业发展紧紧相连，客观地反映张椿年七十四年的抗争、沉沦、奋斗、坚守，特别是利益至上、价值多元、信仰缺失的当下，张椿年对共产党人宗旨的坚守，对企业家社会职责的坚守，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价值。他的精神是正能量，传递这种精神就是传递正能量。

　　我决定重写张椿年，用报告文学的样式重写张椿年。

　　2014年4月编写写作提纲，定名为《不屈的脊梁——追忆优秀企业家张椿年同志》，申报江苏省作协重点文学理论创作扶持项目，5月，获得江苏省作协批准。

　　拿到省作协立项合同，签字寄出，异常兴奋，说明我的选题是准的，是符合当前文学创作方向的。同时，也很有压力，对能不能写好没有太大把握，因为时间跨度长，涉及的内容复杂，而且是以工业题材为主。

　　“态度决定成败”。我首先不把这篇报告文学仅仅看作一篇文章，而是看作是创作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不仅看成是写张椿年，而看成是写以张椿年为代表的那一拨企业家；不是为了宣传升达集团，而是将升达集团作为解剖材料，客观展示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我不敢说能写出“最好的精神食粮”，但首先必须写，努力写好。

　　2014年7月9日，我在升达集团朱德秋的陪同下，专程到改革开放的前沿东莞，拜访港商范晋锐先生。到东莞已是下午。晚上，只四个人用餐，上了白酒。但范先生一开口说张椿年，就特别沮丧，特别痛心，几次泪水盈眶。本不想当天与范先生交谈，可是不用我提示引发，范先生就主动介绍他与张椿年认识的过程以及他对张椿年的理解。用餐一个多小时，气氛很压抑，很沉闷，四个人只象征性地喝了点酒，喝不下也吃不下。范先生的一句话，让我很震撼，至今回响在耳边。他说：我原来对共产党不了解，是从张椿年身上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共产党员的企业家。一个共产党员的企业家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可能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回到房间，回忆着范先生并不系统的介绍，怎么也睡不着。大约夜间十一点，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张椿年穿着厂服，毫无表情地站在我的床边，目光柔和地看着我。我睁开眼定神一看，什么也没有。我有点恐惧，有点紧张，准备叫醒朱德秋。我坐起来，倚在床上，再也没有睡。

　　这是梦境，说明不了什么，至少可以说张椿年已进入我的思想，进入我的灵魂。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与范先生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他从第一次与张椿年接触谈起，一直谈到张总去世，长达二十四年。范先生记忆力极好，一些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张椿年弓着腰两条胳膊有气无力前后甩动，语言表达很生动，让听者如入其境。范先生说，我平生见过无数企业老板，但像张椿年这样的企业家，少之又少，他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一件汗衫破了，补了又穿，出门不进大饭店，不住高档酒店，现在哪还有这样的老板啊。你们是不知道啊，那些高级会所里都是些什么人在吃喝玩乐吗？有些老板比过去的资本家还享受。有人说张椿年傻，我说张椿年非但不傻，还很聪明，没有这样的傻人，企业还能发展吗，中国还能发展吗？

　　范先生连用两个问句，如同两记重锤，敲打着我的思想，撞击着我的灵魂。一位港商能从张椿年身上提炼出这么深刻深远的问题，是我始料不及的，可见，二十四年间，张椿年对范先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东莞之行，让我对张椿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写好这篇文章多了一份责任和自觉。

　　8月下旬，又远赴大西北的石河子市进行采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与当地二十多位各界人士交流，收获很大，启发很深，文章中已经述及，不再赘言。

　　接下来是边做工作边采访边查阅《高邮县志》《高邮年鉴》《高邮企业改革档案》，尽可能丰富地掌握材料。整理资料的过程是全面了解张椿年的过程，也是我的心灵经受洗礼的过程。

　　在整理资料的时间内，社会上的一些经济新闻也不时传来。一会儿说，某某企业因跨业发展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了，一会儿说，某某企业老板因参与赌博而被抓了，一会儿又说，某某企业老板因社会集资债台高筑而跑路了。这些人这些事，与张椿年毫无关系，但却是参照。有了这些参照，解读张椿年可以更透彻，更有意味。

　　这期间，我又阅读了北京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写的一篇题为《一个民营老板的独白：中国最腐败的群体竟然不是吃公粮的，而是……》，郭先生在文中直言，“我是一个真正白手起家的私营老板，从来没有寻租和靠官支持挣过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谈民营企业腐败，是出于一种责任，也源于我对民企弟兄们深深的爱。我真的看到今天在大陆最腐败的群体，不是国企领导，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我们这些民企的老板。”郭先生列举了民企老板腐败的五种表现，即极度缺位，懒散无度；全面“四化”，五毒俱全；自大狂妄，苛员溺后；德无制、行无规、损无忌； 逐名、尚虚、误实。进而指出，一些民企的衰落破败，与资金无关，与市场无关，是企业经营者腐败所致。郭先生自己就是一名从政府机关下海办企业的民企老板，早年毕业名校，致力民企研究，被誉为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大师和思想教父，他之所见所闻所写，是有说服力的，但文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也有夸大其辞之处。我高兴的是，郭先生写作的目的竟然与我有不谋而合之处。

　　我写的《不屈的脊梁》是从正面，如同剖开一枚蚕茧，看春蚕是如何一层层地织就了一枚结构缜密、完美无缺的茧子，让人们知道张椿年是如何将一个小而破的企业通过三十年的不懈奋斗，建设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试图给企业经营者以借鉴。而所听之新闻以及所读郭先生的文章，是从反面分析企业由盛而衰直至消亡的教训，给企业经营者敲响警钟。两相对比，相反相成，殊途同归，更增强我写作的信心和决心。

　　这个项目按省作协的要求是明年六月结项，我不想拖下去，趁着激情在涌动、热血在奔流，赶快写出来。

　　整整三个月，脑子所想，梦中所思，笔底所写，都是张椿年。张椿年仿佛就在我身边，与他交谈，与他对视，顺利时，对着他微笑，纠结时，对着他发愁，有些章节是流泪写下的。

　　张椿年的精神深深地打动我、感染我，也教育了我。我曾对一位领导汇报，写作此文的过程，我的精神和灵魂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洗礼。让我越来越明确“我为什么写张椿年”，也让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为什么活着。

　　一遍遍地阅读文稿，我也一遍遍地拷问自己，张椿年哪些方面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学习效仿。我感到，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企业家，张椿年做到了“三个不屈服”。

　　他不屈服于命运。出身不好，身染重疾，父兄被打成反革命，都不是主观使然。在这些天灾人祸面前，青春年少的他，虽有沉沦，企图逃避，但最终奋起抗争，顶着黑锅，扛着病痛，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身躯弯曲，但意志不屈、精神不屈，终于战胜命运，击退病魔，挺直腰杆，如同一棵青松高高地站在悬崖之巅，两行深深浅浅的足印成就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人字。

　　他不屈服于贫弱。无论是模具厂，还是元件六厂，都是贫弱之所在。但他接到组织任命，不讲条件，不计成败，不虑得失，像一枚钉子，到哪里就牢牢扎下去，毫不动摇，毫不松懈。又像一颗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张椿年在学校、在工厂、在军营，做工人，当老板，都能很快融入集体之中，不事高调，却以自己的能耐赢得人们的赞扬和支持。正是凭着这样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凭借他的钻劲、执着、敢闯敢干敢于创业的胆识和智慧，使他在贫弱中抬起头，迈开步，把一个小得不能再小、弱得不能再弱的手工作坊建成国内称雄、国际知名的企业集团。

　　他不屈服于诱惑。对于一个掌控着集体企业的厂长来说，对于一个年销售七八亿元的民营企业老板来说，来自外界的诱惑太多太多了。张椿年执掌企业三十年，从最初穷得买不起车票，到后来富得不差钱，一直恪守着为人的底线，恪守着共产党人的本色，恪守着企业家的责任，在多种多样的诱惑面前，不低头，不弯腰，丝毫不为所累，不为所困。以科学的人生观和财富观规范自己的行为，致力奉献而很少索取，热心公益而俭朴生活，扶助他人而忘记自我，在企业内是精神偶像，在高邮企业界是一棵长青藤，在行业内是一根高高的标杆。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进则社会进，企业富则社会富，企业文明则社会文明。企业家是社会的脊梁，是社会的良心，是创新型社会的践行者，他们的奉献、担当、创造，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和巨大力量。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站起来了，他对身边人、对身后的家庭，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一个张椿年救活一家企业，振兴了一个产业，稳定了千百个家庭，致富了一方经济，他的作用又哪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呢。

　　当今，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矛盾突显期、调整升级期，多元思想的碰撞，多种利益的博弈，多重群体的胶着，使得企业家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和必要。

　　张椿年身上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品质风貌和当下优秀企业家的人格精神。他所领导的企业没有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也不是民营企业100或200强，但企业家精神的有无与企业规模之大小本无必然联系。有了企业家精神，小企业可以发展为大企业，小企业可以发挥大作用，没有企业家精神，大企业可能变小，大企业对经济社会的破坏作用或许更大。

　　张椿年以“三个不屈服”诠释了“不屈的脊梁”，也回答了“我为什么写张椿年”的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