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那几年，高邮县只有一所初中，设在如今的赞化学校内。当年农村的孩子考上高邮县初级中学，真有点像黄榜题名般地高兴。每年的新学期开始，农村的孩子都会由父母送到学校报到，邮中门口，人头攒动，笑语喧哗，热闹得很。

　　我与陆建华是1953年考上邮中的，分在一个班。或许是缘份，我俩一开始就相处很好，他的作文写得好，常得到教语文的田荫春老师的表扬，这也是我佩服他的重要原因。陆建华的家在距离临泽镇还有十多里的乡下，交通很不便。他告诉我，每次来学校，都是他的父亲护送，天不亮就起床，徒步十多里，到临泽镇坐一天帮船，傍晚才能到高邮。大概是初二下学期开学吧，我没有见到他爸爸，以为是他一个人来的，他说：“我爸爸有事走不开，这次是姐姐送我来的。”我这才发现站在他身旁的一位不到30岁的农村妇女，穿着朴素，很干净，一头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鬏，清清爽爽，脸上满是和善的笑容。她手上拎着一只竹藤篓，这藤篓我认识，它就是陆建华的行李箱。我连忙向她打招呼，当她知道我与陆建华是同班同学后，马上客气地说：“大兄弟，我家建华年纪小，拜托你平时多关照哦。”

　　后来，我从陆建华口中得知，姐姐比他大9岁，从小就懂事，读过三年私塾。建华到了读书年龄后，姐姐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坚决不肯再上学，心甘情愿地留在家中帮爸爸妈妈做事。她觉得，牺牲自己保证弟弟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结婚时，她请求爸妈为她买一套当时农村少见的棉质球衣球裤作为陪嫁品之一，但一直收藏在箱中舍不得穿；而当建华考上高邮县中后，她立即把这套珍藏在箱中的球衣裤坚持塞给弟弟……

　　我到现在还记得陆建华谈起姐姐时眼中泪光滢滢的真挚感情；我更知道，他的姐姐婚后因多子女之累等原因，很长一个时期生活困苦。其实，当年在农村像他姐姐一样生活困难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是普遍现象。建华工作后虽竭尽全力帮助姐姐，但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后，姐姐才过上舒心的日子。建华调省工作后，记住每月定期给姐姐寄钱，姐姐常常抹着眼泪高兴地说：“我倒像是村干部了，到时间大兄弟就给我发工资。”

　　建华的姐姐1994年因病去世，建华满怀真情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扬子晚报》上表示深切的怀念。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我总觉得，人世间，姐姐几乎与妈妈同义。在兄弟姐妹中，姐姐总是主动、自觉地协助妈妈，做家务事，照看弟妹，有时简直就像妈妈一样给弟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关怀是独特的，既有血肉相连的手足之情，也有宽广深沉的慈母般爱。这只有姐姐才能做到。哪怕是一块饼，姐姐宁愿自己挨饿，也要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弟妹们美滋滋地吃下去。”

　　这些话说得真好，发表老同学陆建华这篇文章的《扬子晚报》我至今仍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