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萧萧，凉意来袭。晚间散步的我，不觉打了个寒战。
寒战中，我想起了卧在开发区公墓里的父亲。爸爸，您冷吗？儿给您送件衣衫去。给您烧点纸钱，以红红的火光和我的温热的身子，焐焐那冰冷的墓地，再次互感着我们父子的体温。
前年秋天，父亲因脑梗久治不愈，常年卧床不起。我们姊妹几个轮流照顾风烛残年的父亲。一天傍晚，我守候在病床前，阅读着正安兄的《父亲米寿》一文：“去年中秋节前后回家，看到父正跪在浮箱码头上汰衣服，我眼睛立即湿润了，父亲不会游泳，万一滑下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责怪父亲不该如此大意，父亲若无其事，连说不碍事，做惯了。”读到这里，我潸然泪下。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总是为儿女做得很多，让儿女做得很少；父母给儿女的太丰太厚，儿女们怎么报恩也报不尽啊。病床前，我感到父爱的太阳温暖着我，父爱的小锤轻敲着我，让我多了些温情与暖意，多了些清醒与坚韧。
父亲，陆树勋，识字不多。1949年初，父亲推着板车随大军南下。行至高邮，跟着时任营职的叔叔陆青山，留下来参与国营农场建设。在我记事的时候，常听到果林场前辈们说，场里有个有名的“陆大扁担”，就是你爸爸。在马棚老鼠沟农场、果林场筹建时，你爸爸挑河沟用的扁担最长最粗，他挑着五六百斤重的泥担子，从河底爬到河肩，总是走在最前面，每年挑河评先的头牌都是他。
由于父亲的肯干和朴实、可信和憨厚，领导让他干起了采购员。1962年，父亲被省农林厅借调去辽宁等地，采购紫穗槐等树木种子。一“借”就是一年。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过着艰难的日子。借调外采结束，父亲返家，给我带回了全校最美的帆布皮包边的书包。当我精神地背起小书包，欢天喜地跟着我的涟水同乡朱农生大哥去读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在我小屁股上轻轻地锤了一下，我兔子似地奔向学校。
果林场里的我家住宅，与下放知青点靠得很近。在我小学三年级暑假的时候，父亲把我拉到场圃团干部、下放知青冯其亮的面前（冯其亮在市民政局干休所退休），对冯书记说，我把小场子交给你（“小场子”是我的乳名），以后场里那头驴子的草料就交给他了，要是小场子偷懒，没有打驴草，你就告诉我，看我怎么锤他！从此，我就干上了小驴倌，喂驴、溜驴成了我的课后作业，由于草足驴肥力大，驴儿拉磨也更带劲。六年级之后，我去宝应县王营中学念书，就此结束了我的喂驴生涯。三年的驴倌，让我初步懂得了何谓劳动、何谓坚持。
1968年，建设高邮化肥厂时，从全县抽来了30多名采购员，父亲位列其中。厂子建成后，需留下3名。父亲因采购化肥生产的心脏设备成绩显著，被主抓工业的县领导选中，实现了由农业工人向工业工人的一跃。组织上关心，开始着手把母亲和我们姊妹三个调上城来，以便父亲采购工作再上层楼。父亲多次与知心同事商讨：把家往哪儿安？有的说就安在城里吧，妻子可以进在建的水泥厂也可进化肥厂。有人建议还是去离城很近的八里松蚕种场为好，场圃调场圃很顺，再说孩子们还可以不下放了。权衡再三，父亲表现出采购人爱子的精明与狡黠，最终选择在城南的蚕种场落户。曾经下放在蚕种场的知青们都知道，蚕种场的体力活并不比农活轻，挖沟、挑肥、嫁接、打桑、夜间喂蚕等活儿，比农村四夏大忙还重还累。父母的一门心思就是：苦归苦、累归累，好歹全家人团在一块。
高中毕业，我做了一年代课教师，参军去了。返乡归来，正赶上首届全国高考，语文考得不错，数学拉分不少。未过关的分数发下来了。当天晚上，父亲一边劝我说，当兵了，没时间看书，能考成这样就不错了。不急，不焦，以后还有机会。说是说，劝归劝。我看得出来，要强的父亲并不高兴，他一个人喝着闷酒。那些天，怕看父亲阴沉的脸，我失眠了。
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带来了不少好机遇。1984年。我参加全县首次国家干部录用考试，以高分录取，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面试后，进入了县委核心部门工作。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陆家第一个在老爷大堂里做事的人。要争气，要好好干啦。父亲知道我不会喝酒，特地为我倒满一杯。以一种按捺不住的欢欣与得意的心情对我说，干吧，伢子，相信你会干得不差。我端起父亲斟的酒，有一种酒杯如锤的叩击和频次。一杯下肚，我流泪了。
父亲是凡人不是伟人，也有着自己的不足与过错。在一次“文革”批斗会上，父亲登台谈到场里领导不听取群众意见、不顾实际乱指挥，造成生产上的损失，给场圃和职工家庭一度造成很大的困难。说着说着，父亲竟生气地用手里的毛主席红宝书，顺手给那个“走资派”一个冲头。会后回家，妈妈和小小的我都说父亲的不是，父亲也承认自己的冲动与过失。事后，父亲一再向这位场领导认错、致歉。这位领导也不记前嫌，还多次主动为父亲的离休待遇而证明而奔走。
父亲安度晚年之后，还一直关注儿子的成长、成熟。在工作和生活上，我有时也烦也怨也发牢骚。父亲得知后总是劝我：要往后看，与过去比已经好多了；要往横里看，与你的同学比、过去的同事比进步还是不小的；要往前看，希望总比失望多，法子总比困难多，我不如人万万千，人不如我千千万，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只要良心上不亏就行了。父亲这些朴朴实实的话，常常如小锤敲击着我的心，给我以永不懈怠的勇气和后劲。他老人家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韦石”和“斯践”的笔名，只要看到《高邮日报》以及市以上报刊载有我写的稿件，都仔细阅看、一一收藏。节假日里，有时还拿出这些报刊，拍着对我说，把你的想法写在上面，蛮好的嘛。要坚持住，不能停啊。
那个给我锤拍和斟酒的父亲，走了。那个给我唠叨和藏报的父亲，没了。那个给我脸色和鼓励父亲，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没有办法，我又有什么办法能延续父亲的生命呢？父亲的肉身没了，但父亲关于努力的教导还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父亲那勤劳的基因还在儿孙们的体内裂变和沸腾。春夏秋冬里，酸甜苦辣中，我多么渴望父亲能再拍拍我肩膀，再锤锤我的屁股。没了，往往是最最最真的存在。少了，常常是最最最多的拥有。亲爱的父亲，您一路走好。锤锤之音，永铭我心。您的拳拳之心、锤爱之情，是我不灭的路标和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