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寒冬，南京地震大队（现江苏省地震局）决定派我和另一位同事到北京参加由国家地震局举办的地震业务培训班。

　　漫长的旅途终于结束了。时速只有几十公里的火车终于把它的乘客带到了北京站。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无心欣赏北京站灯火辉煌的夜景。根据国家地震局的通知要求，我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匆匆来到位于三里河附近的国家地震局。传达室的老人告诉我们，单位早就下班，并要我们到中关村中科院招待所先住下来，第二天早晨再去白家疃地震台报到。

　　说话间又有两个背着行囊的人来了，一看便知他们也是远道来北京学习的。攀谈中，我得知他们来自牡丹江地震台，其中一位姓钱，黑黑的、大高个。我们一起等公交车准备前往中关村。我抬腕看表都快晚上10点钟了。这时我们四人当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早就饿得够呛了。”这似乎是一种提醒，大家都说还是中午在火车上吃的东西，现在确实饿了。

　　这一下找饭吃成了我们四个人的头等大事，大家不约而同地四处张望，目及之处只有稀疏的路灯和高大建筑物的身影，就是没有饭店。

　　这时有人说，走吧，还是到中关村再说吧！

　　此前，北京大概下过一场大雪，通往中科院招待所的马路就像望不到头的溜冰场，稍不留神就会滑倒。高高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亮光，像无精打采的眼睛看着跟它一样无精打采的我们。

　　此时的大街上空旷寒冷，饥饿不时向我们袭来。我们一边找招待所，一边找饭店，可是结果令我们很失望，街道两旁所有的店面都紧闭着。

　　这时不知是谁惊喜地说了一声：你们看前面有一个人，赶快上去问问中科院招待所在哪里，哪里有饭店。我不由分说，小步快跑追赶前面的行人。越走越近了，我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人穿着一件连帽棉大衣，把身体裹得紧紧的，修长的身材，挺精神，感觉是一位女同志。“你好，同志，请问中科院招待所在哪里？”听有人问路，她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是找中科院招待所吗？”“是的，大姐。”这时我大体看清楚了站在面前的这位大姐。她眉清目秀，中等个儿，大概30多岁，讲的是非常好听的普通话。 “跟我走，前面不远就到了，你们从哪来？” “我从江苏来北京出差，来学习的。”我们边走边聊了起来。“听口音大姐是北京人吧？”“我爱人在中科院工作，我是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哦，大姐，附近有饭店吗？” “啊！你们还没有吃晚饭啊！现在快11点了，饭店早下班了。”说话间我们几个人跟着她到了中科院招待所。告别这位上海大姐后，我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四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没有晚饭吃，我们只好饿着肚子睡觉,由于长途劳累，大家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睡梦中隐约听见有人敲门。“咚咚咚”敲门声再次响起，确实有人在敲我们房间的门。我迅速拉灯、开门，门外却没有人，探头看楼道两边，也是空无一人，只看见房门口放着一个那个年代用来买菜的竹篮子，里面放着碗、筷、饭勺、小菜。竹篮子旁边还放着一只铝合金饭锅。这时的我明白了一切。

　　寒冬的深夜，饥饿难耐的我们被这从天而降的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给惊呆了。“肯定是那位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大姐回家专门为我们做的，这真是了不得，她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家住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谢人家呢？当时已经过了子夜时分，这事太让人感动了。”我们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感慨万千地谈论着。由于一大早就要赶往白家疃地震台，最终我们未来得及寻找并面谢那位大姐。

　　一转眼，此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那位大姐当年行走在中关村马路上的影子一直十分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每当我想起来这件事，心情仍然像当年一样久久不能平静。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在那样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寒冬的深夜，默默地为我们送来热腾腾的饭菜，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我为当年没能当面感谢一声、道一声珍重而愧疚万分。

　　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借助现代媒体的力量找到当年的那位大姐，当面说一声“谢谢”。

　　最美大姐，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