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陪一位做生意的亲戚到上海请客。客人大多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其收入之高，待遇之好，是不言而喻的。

　　我对上海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市区和郊县都有亲戚。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年总要去几次。亲戚们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招待都是安排在家里，真正到饭店请客还是第一次。

　　到了饭店，我们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口味，也不知道饭店有哪些菜，便请客人点菜。客人很快点完了，我看了一下菜单，菜的品种不多，因为我们是主办方，怕菜太少，丢面子，于是说，恐怕不够吧，再点几个。客人回答，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主要是叙叙，大家吃不了多少。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不踏实，在我们那里，请这么重要的客人，不摆出一桌子哪行啊，我生怕对方以为我们不诚心而影响亲戚的生意。我又让亲戚与他们说，让多点些菜。亲戚轻松地回答，不要紧，这些老总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不在乎吃，更不会不高兴。

　　果然，酒桌上的气氛很好，宾主双方边吃边谈，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了。我们忙着结账，客人忙着穿衣服。这时，有一位客人对服务员说，请替我拿两只快餐盒来，我要打包。我不懂打包是什么意思。亲戚招呼着送客，我就站在一旁看那位客人如何打包。不一会，服务员拿来两只快餐盒。那位客人接过盒子，把所剩不多的两只菜夹进了盒子。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言不发地与亲戚送走最后一位打包的客人。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问亲戚，上海人怎么会这样，那么一点点菜带走干什么，难道那位客人家里的条件不好？

　　亲戚笑了，说，打包的那位，是大公司的经营副总，老婆在银行工作，条件不要太好啊。

　　那为什么要打什么包啊，面子难道不比剩菜重要。我百思不得其解。

　　亲戚告诉我，上海人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菜是自己花钱买的，浪费了很可惜，带走剩下的菜与面子无关。亲戚还对我说，你别看上海人有钱，上海人体面，其实上海人过日子很精细，精打细算，做生意很精明，赔本的买卖绝对不会干。与上海人做生意，不是先难后易，而是前难后难中间也难，但心里踏实。亲戚与上海人打了多年交道，他是有发言权的。

　　这使我联想到上海人吃螃蟹，那个精细劲可能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我亲眼目睹过那场面。他们有一套专门的工具，砧锤钳刀镊子，样样齐全，不像是在吃蟹，而是在拆卸一件很精致的工艺品。哪像我们一煮一锅一盛一盆，大卸八块，大加咀嚼。上海人吃螃蟹吃的是享受，我们吃的是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打包，知道打包是怎么一回事。那时，我所在城市，无论什么人到什么饭店吃饭，都是不会将剩菜带走的。我回家后，将上海人打包的故事，讲给家人听，讲给朋友听，他们和我一样，都觉得不可思议。有的说，当着别人的面带剩菜，拉不下面子。有的说，当着客人的面带剩菜，会让人感到小气，得不偿失。有的说，一道菜你一筷他一筷地夹过，带回家起码不卫生。还有的说，一个大男人拎着些剩菜，像什么样子。

　　正因为大家如此想，所以，打包在我们这里一直到近几年才出现，而且还不是普遍的。

　　有时看着一桌子剩菜，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正是考虑到面子种种，所以常常忍痛割爱了。

　　我没有了解过，一年全国餐桌上浪费了多少钱，推算一定是个天文数字。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痨病是咳出来的，钱财是啬出来的。现在想想，这个啬不是一味地对人小气，而是节俭简朴。妈妈曾对我讲过外公节约的故事，说外公每次到兴化城里办事回来，只带点豆腐干子，一块小小的豆腐干能喝一顿酒，一只咸鸭蛋要掏两顿，当时，外公家是小富之家。

　　上海人有钱但知道打包，我们当时并不富裕任大量饭菜随水而去。上海人经常讥讽苏北人是穷大方，不是没有道理的。穷反而大方，大抵是面子观在作祟。

　　对待餐桌上的浪费现象，打包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打包也有打包的问题，这里不及。我以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少点些，以够吃为标准，不要动不动就是一大桌子，也不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都冷炒烧俱全。

　　有人说，菜是我花钱买的，买多少以及怎么处置是我的权利，犯不着你说三道四。这话听起来有理，事实是错了。钱是你的，但资源是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毫无节制地消耗别人的资源呢。想到这一层，你还能还敢浪费了？！

　　上海人早就知道吃不了打包，说明他们早就懂得节约生活。我们也要急起直追，最好吃成“光盘”，这比打包更省事，也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