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立鸣

　　1975年8月，我作为下放知青，经高邮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插队落户到高邮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锻炼。

　　当时县农科所所长是于福珍。于所长五十大几岁，中等身材，略微显胖，穿着朴素，慈眉善目，说话干脆利落，中气十足。在后来的劳动锻炼中，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于所长是一位老革命，当过高邮县委组织部长。

　　高邮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五七干校，它位于高邮三荡口——东墩公社、一沟公社、张轩公社的交界处。作为五七干校，这里曾是高邮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等劳动锻炼、学习改造的地方。从五七干校转型为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正式编制人员是几位所行政领导加上六七名农技员，他们承担着水稻与三麦新品种的选育、大面积种植试验田、上百头猪场的繁育任务。他们和从全县各公社抽调过来的一百多名农民以及我们三十多名下放知青组成了农科所的大家庭。于所长就是这上百亩地、上百人口大家庭的大管家：管吃、管住、管安排、管科研、管生产。

　　农科所的第一要务就是农业科学研究。于所长把农科所的几位农技员当个宝，结合每位的专业特长，让他们分别担任水稻育种组、三麦育种组、激光育种组、光呼吸育种组、良种猪繁育组等项目负责人。于所长将我们三十几名知青分配到试验组、养猪场、生产排（有点像部队编制）等项目组，让我们充实到各项目组跟班学习，拜师学艺，同时也嘱咐农技员要做好帮带知青工作。于所长常常教导我们：农科所的主责是抓农业科技，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你们要安心搞生产，要专心学技术，不要虚度年华！

　　农科所的农业研究项目多、吃饭人口多，而财政补贴却很少，钱根本不够用。面对当时的状况，于所长认为：靠上级财政，县财政本身就困难，难要；靠农业收成，农产品价格本身就低，难富。求人不如求自己，于所长想办法创办研究所工厂，依靠自己走市场化路子，为农业科技筹措资金，以工养农。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于所长忙碌的身影：他千方百计找路子，弄来了好几台车床，办起了机械加工厂；他千言万语费尽周折争取钢材计划，为生产运转提供保障；他千辛万苦东奔西走，为产品找销路。在于所长的领导下，工厂生产很快就正常化了，赚到了钱，科研经费及农业人员、知青的工资都有了保证，知青在工作岗位上也都学到了过硬的技术。农科所的科研、生产、生活等都生机勃勃，呈现蒸蒸日上的态势。

　　于所长平易近人，他和我们同吃大食堂、同住普通房、同劳作在生产车间与试验场。在田头，在车间，在食堂，只要有时间，他就给我们讲党史、讲革命战争史、讲青年成长史，赢得我们所有人发自内心的敬重。

　　近日，友人送我一本《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高邮县组织史（1927.12—1987.12）》。我看到中共高邮县委员会（1949.10—1956.4）领导名单中，于福珍曾任高邮县委副书记（1956.5—1957.10）。我又一次被震惊：这样资历的老干部能上能下，从不争名夺利，忠诚干净担当，他就是当下干部的一面镜子；我又一次被感动：这样的老干部在那个年代以工养农，用农业科技赋能“三农”发展，思想如此超前，工作从不推诿，他就是我们身边的焦裕禄。翻看高邮组织史，又一次引起我对于所长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