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新联

　　1973年夏末，父亲初中毕业回村当上了记分员。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父亲格外珍惜这份差事。

　　天刚麻麻亮，队长就在村庄里一声声地喊工，“上……工……啦……，上……工……啦……”社员们听到喊上工的声音，急忙跑到生产队仓库前，听从队长分配一天的农活。记分员的职责就是根据队长的分工，准确地给社员记好工分。虽职位不高，但掌着实权，受人敬重。日常农活，一起上工；农闲季节，活少人多，这时候记分员就有派工的权利。农活有轻重、技术之分，父亲都会根据劳动强度，记录社员一天的劳动工分。场头上的活儿偏细，捆草、晒稻、堆草堆，一般首选妇女来完成；田间地头挖墒、挑把、扛麦子等体力活，都由男劳力来做。父亲记工分公平合理，社员心服口服。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村实行“工分制”。社员靠工分每月才能分到粮食和稻草。年底的工分总额，可计算出一个农户是否超支或节余。那时男劳力下地一个工是12分，妇女与老人一个工是8分，干一天活，记一天工。所以，记分员的工作很重要，需认真仔细，准确无误。自从父亲当了记分员后，饭桌上的爷爷总是少不了叮咛。有一天，爷爷抽查父亲的记分账本，发现给王队长的家属记成男工12分了。父亲回家后，爷爷立刻板着个脸，严肃地对父亲说，社员们相信你，才让你当这个记分员。你的粗心大意，会让他们失望。我做学校校长那么多年，两袖清风、公正廉明，从没有人背后议论过我。爷爷很生气，声音都变了调。自打那次以后，父亲记分员工作一丝不苟，账目清清爽爽，账册工工整整。

　　爷爷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是写对联的好手，每年都为村民们义务写对联。年复一年，爷爷给父亲的房门对联，都重复地这样写着：堂堂正正为人；清清白白做账。

　　多少年后妈妈告诉我，那时的记分员是不好做的。干活要带头，利益要靠后；有时在外面开会，散会早了还要下地干活。记分员白天劳动，晚上要挑灯做账。父亲用的“会计包”，是妈妈用二尺帆布给缝制的；打条的纸有时就用随手拾来的烟盒纸。社员们有什么急事，父亲即使正在吃饭，也会撂下饭碗，先去办事。那时候，生产队按户分的东西，父亲总是让社员先选，最后一份是自家的。父亲还负责下乡干部的派饭。有时候过了派饭时间，父亲总是请求母亲下厨房做饭，招待好客人。这样的事情多了，母亲自然有怨言。父亲只能赔着笑脸说：谁叫我是记分员呢？给公家办事、为社员服务，吃点亏理所应当。

　　年终决算时父亲最忙，社员们陆陆续续到我家对账，有时把我家的小屋挤得满满的。父亲端坐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准确无误地核算出每个社员的月工分、年工分。好多社员不识字、有疑问，父亲就不厌其烦地讲解给他们听。总有社员为父亲竖起大拇指：小培子的账本实实在在。“小培子”是父亲的小名。乡邻的赞词，有人情，有温度，弥足珍贵。

　　记分员在生产队虽是个微小的职位，但父亲能竭尽所能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他在小队里为人忠厚老实，做事任劳任怨，很快被村干部赏识，让他做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然后又做了联队会计。就这样，父亲在自己的会计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了二十几个春秋。

　　1998年村里精减干部，父亲主动提出辞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喝了两杯酒，没有说多少话。站在身旁的母亲心酸地看着他，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