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隆重推出《百年曾祺》一书。此书由梁由之先生主编，他在后记中说：“本书近30万字，全方位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时段、层面、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读分析和议论，精彩纷呈，饶有意趣。同时，也为汪曾祺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

　　《百年曾祺》将拙作《汪曾祺和京剧的恩恩怨怨》收入其中，这让我感到不胜荣幸。更让我高兴的是，正文仅62篇的全书中，收入高邮本地作者的作品有10篇左右，几占六分之一。想想全国有那么多写汪老的美文佳作，碍于篇幅有限，梁先生左思右想，反复斟酌，最后下狠心决定：除对林斤澜、邓友梅两位汪老生前的挚友做出照顾外，其他每人限选一篇；再看看书中的作者多为文坛高手，相比之下，我们高邮的作者则基本属藉藉无名者。这么一想一看，不但深感梁先生对高邮作者浓浓的厚爱之意，更体会他对我乡众多文学后来人有意提携的良苦用心。

　　我还注意到，入选《百年曾祺》一书的高邮地方作者的作品，基本都选自2017年4月由广陵书社出版的《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而此书的主编是这几年创作势头正不断向上且成绩可嘉的作家王树兴，他也是高邮水土哺育成长起来的有望后生。收到《百年曾祺》样书后，我立即发微信给树兴，祝贺他编的《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有多篇入选。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说：“我写汪老的纪念文章很少，要求自己多点实际行动，多一个吃汪老的不如多个爱汪老的。曾经的编辑工作培养了我应具的出版人素质，为人做嫁衣多多益善。”王树兴这番话说得很好，我读了欣慰，并为他点赞。

　　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之后，随着他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影响与日俱增，他的文学理论、文学精神，已成了当代文学界学习、研究的热门学问和常议话题，这一切都让我们高邮人感到自豪，也更加自觉地把继承和学习汪曾祺，做为推动与发展高邮地方文化事业的强大动力。自古以来，高邮文风一直很盛，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不是偶然。我一直认为并多次向家乡文友提出希望和建议，我们有幸与汪曾祺生在同一时代，这是上苍赐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责无旁贷地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以汪老为榜样，踏踏实实地把学习与宣传汪曾祺的事业切实做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为高邮地方文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做贡献的同时，也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并有可能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家乡，也无愧于我们自己的好作品。

　　现在，汪曾祺在当代文坛的影响真的是蒸蒸日上，贾平凹甚至虔诚地说“汪曾祺是个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并非我凭空随意夸大，在我看来，自汪老新时期横空出世后，我们高邮文化事业、文化人，就开始沾汪老的光，依靠汪老这块金字招牌，连连不断受益。我们所做的一切与“汪曾祺”有关的事，所写的、编的那一篇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和一本本书，都仿佛得到特别的通行证，都陡然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王树兴主编的《高邮人写汪曾祺》获得成功，不是孤例；赵德清创办起网络品牌栏目“汪迷部落”，更是因为这是与汪曾祺密切相关。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件事中总结出两条宝贵的经验：一，如汪老多次说“我们家乡是出人才的”，希望大家不要自卑；二，具体到宣传与学习汪曾祺一事来说，高邮的宣传文化部门、众多文化人在大力向全国文学艺术界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取得同样优异的成绩，关键是从高邮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努力创新。

　　毋庸讳言，要学习好宣传好汪曾祺这样的文学大师，以我们一个县级市的文化基础、人力、物力，都存在明显的“短”。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宣传力量一时还不能达到专家学者们的学识高度，已有的知识底蕴一时也难适应现实宣传的需要。但我们也有他乡人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所缺少的“长”，这就是，我们与汪老同乡，我们熟悉汪老赖以成长的生活环境。我们的“长”，正是非高邮人的外乡人的“短”。所以，我们在清醒地看到“短”的同时，更要下功夫、花大气力把自己的长处用足。什么时候把扬长避短这项工作做好了，我相信，十有八九是能把事情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