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真快，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7年了。父亲生于1908年，兄弟姊妹5人，在男子中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他最小，取名鸿飞，号渐逵，以后一直延用此名，上过几年私塾。
那时家里虽然开了一爿德成衣店，但父亲没有在自家店里站柜台，而在北市口嘉纶绸缎店学生意，当相公。在这家店里，父亲从做杂事、站招牌逐步升为二柜、头柜，一做就是十几年。听父亲说过，站头柜要有一套留住顾客的本领，遇到为女儿做嫁衣的客户，先叫相公到店堂上茶，然后热情闲聊，如果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出门，更要当心做好这笔生意；要熟知各种面料的产地、品质、花色配比，什么衣服需要多少，说得头头是道，把顾客说得心里暖洋洋的，再精心为客户配料；要察颜观色，弄清楚顾客是城上的还是农村的，是大户人家还是普通民众，高档是高档的做法，中低档是中低档的做法，心中都要有数，才能留住顾客，把生意做成，让顾客满意而归，下次再来光顾。父亲说这些生意经没有师傅口传，全靠耳濡目染，观察领会。父亲的悟性较高，且聪明伶俐，接待顾客热情，受到老板和管事的赏识认可，店里大笔生意都是他上前接待。
父亲在长期经营历练中，有一套识人的方法。当客人犹豫的时候，他便慢慢走到顾客面前说：“拿不定主意吧？”然后站在顾客的角度替顾客着想，提出建议。他常说，无论你的店有多大，商品有多贵，地位有多高，你一定要比顾客“矮半头”。他特别强调，只矮半头，不能矮一头，矮一头是卖不出东西的，要让客人感受到自己是有地位的。这是父亲接待顾客的经验总结。
店里的同事们都称他是“头柜能手”，所以他的薪水比别人高一些，年终还能拿点红利，分得一大包“机头”（零头布料）回家。能在这家布店干这么多年很不容易，他曾目睹过不少同事被老板在大年三十晚上请“坐上席”（解雇）。
父亲对待自己的工作十分尽责，一生中无论是学生意、当头柜、当股东以及后来在粮站工作，都是长期睡在店里值宿。特别是在同德布号时几乎成年在店里，过大年店铺关门休假几天，其他老板都回家过年了，唯有他陪着学徒工日夜守店，家里吃年夜饭就缺少他。父亲对店里的学徒工很关心，每天吃饭学徒工是不能上桌的，要等老板、管事们吃完后才能吃，父亲总是要给学徒工留些菜。他退休回家了，我们发现他吃饭时总是前一碗饭未吃完就去添饭。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过去在店里正逢吃饭时有人进店了，就要立即放下饭碗去接待顾客，做完生意后回桌上，碗里饭凉了，再加点热饭吃，已经养成习惯了，改不掉了。
在我的记忆中，北门大街这家绸缎庄生意不错，规模还不小。后来大概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生意渐淡，于民国三十三年倒闭歇业。最终父亲拿了点解散费回家待业。
次年春，父亲知道原嘉纶布号的管事宋桥门、杨本庆等人筹股创设同德布号、筹集十六股，资本总额计中储券四千万元。父亲一股要投入中储券二百五十万元。这钱从哪里来？拿的解散费家用已经花了不少，走投无路时，母亲花掉一只陪嫁的戒指，又向舅父张又新和好友王亮功协商，得到二位的支持，在父亲的名下各附入股中储券五十万元，七拼八凑，总算凑齐一股。后来由于经济萧条，加之赋税等因素而歇业。
一家十口人，十张嘴每天要吃饭，生活怎么维持下去？那时我已经十七岁了，经三姑父介绍去南京珠江路一家酒栈学徒，老二玉璋出去当兵。那时南京刚解放不久，生意不景气，老板歇业到一家单位做会计，便给点路费打发我回家。离家不到两年，回来时看到父母老了许多。回家当日的晚上，我坐在父母床边小方凳子上听二老诉说艰难度日的经历。同德布店关掉了，父亲就在街上摆米摊，两张凳子、两个大匾、一把秤，每天从北头米厂扛回百来斤米来卖。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一双套鞋都买不起。生意好一点勉强糊三顿，生意不好或下雨，只好三顿改两顿。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先卖掉锡香炉烛台，后又把镶嵌在柜上的铜片撬下去卖，甚至把屋上的瓦抽掉一些卖掉度日。岁数大一点的弟妹也想办法挣钱，摆小人书摊，制荷兰水、织鱼网。
解放后，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父亲的米摊被组织起来由粮食部门统管，设点销售，进货则到指定米厂扛回来。后来，粮食实行计划供应，各乡镇设立粮站，父亲的一把算盘刮刮叫，被调到车逻粮站做记账员，后又到车逻特平粮站工作直至退休。父亲是酒糟鼻子，那一带村民都叫他“马大鼻子”，提到“马大鼻子”，十里八乡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虽在乡村做教师，由于饥饿没营养，得了黄肿病，住进大队黄肿病房“疗养”十天，吃到皮糠饼、小鲫鱼汤、二两油等营养品，才知道皮糠是充饥的好东西，便想到父亲在粮站工作，到那里买点皮糠回来。 于是，我趁假日跑到张庄粮站，晚上悄悄问父亲这里有没有皮糠？他告诉我皮糠不在下面供应，由公社批条子在车逻站买。我失望地对他说：“没有就算了。”那天晚上我睡在父亲的床上，他值夜班。半夜他把我叫醒：“玉彪，爬起来吃。”我睁开朦胧的睡眼，眼前一亮，是一碗香喷喷的青菜糯米饭端在我的面前。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扒光了，连碗边上几粒饭都舔得一干二净。我问父亲你吃过了吗？“值夜班一人一碗。”父亲说。顿时我坐在床上发愣，久久不语，内疚、自责交织在心头。慈父啊！不是“大馋王”的贪婪，而是在那特殊年代饥饿所迫。
父亲一生默默无闻，亲切随和，为人本分，生活勤俭简朴，从没有见他发脾气，跟母亲的性格截然不同。我们调皮犯错，母亲向他告状，他从不大声训斥，而是批评几句就算了。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吃饭、穿衣、上学、家务都是母亲操劳，她有时烦恼起来，便把怨气出在父亲身上。但父亲从不与她争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事，不恼、不怒、不语，任凭母亲唠叨，偶尔跑到玉英或兰子两个女儿家“玩”一天，就算散过心了。记得父亲过70岁生日，做了件华达呢中山装，老三（玉麒）给他戴上“钟山”手表，他穿上皮鞋，在天井里来回踱步，流露出无限的喜悦。
父亲一生工作认真。在粮站工作20多年，从未出过差错，每天在煤油灯下带晚轧账，算盘打得哒哒响，把销售小票装订好，把供销存证扎平才放心休息。他很少回家，但心中时刻牵挂他的儿女。面对贫困，他十分坦然，把所有困顿、委屈、难过、慈爱统统埋在自己心里，从不向别人诉苦叫屈。他以诚待人，无论在私营企业经商，还是到国家粮站工作，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深受领导信任。
父亲胆小谨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生计忙。他在嘉纶绸缎店那段时光，家里日子不那么紧巴巴的。入冬以后，父亲有时会带回一只野鸭、一挂猪蹄子，母亲把它洗净烧一滚，放进大砂锅里，再小心翼翼把砂锅放进灶膛。第二天早上取出，揭开盖子，还没进厨房就闻到特殊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一个草炉烧饼一碗汤，真是快乐的享受。但这样的口福一个冬天也只有两到三次，嘉纶布店倒闭后再也没享受过野鸭汤泡烧饼了。
父亲非常注重亲情。大婶母王氏病故后，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寿蒸，女儿月娥，儿子十岁病故，父亲和母亲毫不犹豫收养了月娥。二婶母赵氏过世了，二伯父在外谋生，留下两个孩子，也是由父母亲照看。我们称大伯父女儿为大姐姐，二伯父女儿为小姐姐，她们曾帮助母亲做家务，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小时候两个姐姐对我们的关心照料至今难忘。
大伯父晚年只身一人住在中市口菊花巷，身患重病，无人照应，年迈的父亲从早到晚不离大伯，喂药、倒尿、洗擦、翻身……父亲对长兄临终关怀无微不至，直到把大伯父送走。父亲退休回家后很少出门，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患了老年痴呆症，所幸他不出门乱跑。1993年12月25日父亲仙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