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我尚未出世，家住东后街43号。我家的近邻除了大户人家印家，有北边做教师的高冠常家，隔着营巷，有三奶奶的徐家大院，声名显赫的张振邦家，还有与印家隔着焦家巷的王福贵家。时代的风云卷走了历史的铅华，经过时光汰洗的印象非但没有淡薄，反而像家附近察院桥下的流水，泡软了我的心，也潮濡着那一件件往事。就此缀字成文，以缅怀长辈、与平辈把晤，亦告知后人。

　　印瑞生家延师设私塾

　　印瑞生家在司徒、马棚等处有头二百亩田，家中有十多间房屋，朝南有两进，各三间，朝北有花厅及附属房屋。印家就在花厅设私塾，教家里孩子，教私塾的是许培元，我六岁时，和表兄经印瑞生允许，得以“带锅”开始了读书。刚入学，拜孔拜师一切如仪。许先生教我字块，一天十个字，还有什么“人、手、足、刀、尺”，习字是描红。

　　在印家上私塾的时候，见印大先生文文雅雅，加之印家环境幽雅，给人安静的感觉。印大先生对我家长辈彬彬有礼，对卖烧饼油条烧茶炉的王福贵也客客气气。上私塾的第二年，已经解放了高邮的新四军住过我家，也住过印家。大概没有恶名劣迹，我没有见过印瑞生站“望乡台”（即让地主站在桌子摞桌子的高处挨斗），也没有见过农民到印家“吃大户”（斗地主的一种形式），倒见过住在印家和我家的新四军救火的场面，我是被一名新四军抱到印家的。失火的师家（在我家屋后）被烧为灰烬，但未殃及近邻。

　　印瑞生有五子一女，除大儿子早逝，其他人都成才，五儿子后来去了台湾。因对台工作落实政策，东后街50号的印家祖房回到印家人手中。印家女儿寿瑛说，这房子已经献给了国家。不知何放，并未落实。如今，隔着窗孔朝里望，只见杂花生树，荒草萋萋，一种破败的样子。然而我心里还挺温馨的，因为这里毕竟是我读书的起点。

　　教书下棋高手高冠常

　　我小的时候，称叫高冠常为高大大，并不知道他自学成才，教书业精，更不知道他与高邮师范的张远庸曾一度争雄高邮棋坛。当时，我与高大大的儿子高尚、大姑娘高源、二姑娘高和、次子高淼接触较多，尤其是如今远在广东韶关的高淼，更是儿时的伙伴，徐家大院的玩友。高冠常高大个头，戴着眼镜，身板硬朗，很有风度，对人并不威严。我只要喊一声高大大，可以到高家与高淼玩耍，看小人书，下跳棋。我们玩我们的，高大大照做他的事，各得其所，乐在其中。高师娘（当时我喊大妈妈）个矮，她生了九个子女，其中老五被马棚乡下领养，取名张才英，后嫁给一位姓郭的周山人，现在他们在祖屋居住，守望了几多寒暑，也维系着高家的根。近几天，我去高家了解情况，张才英的丈夫老郭告诉我一件佚事，那是多年以前，作为新女婿上门。事前有人告诉他，高先生架子大，说话当心点。平时，高先生一人单独用餐，极慢，桌上放着书或棋谱，有时边吃边看，咀嚼着美味，也似乎回味棋谱。待老郭进了高家的门，受到高大大的热情接待，破例与女婿一道用餐，还询问农村情况、收成如何、一年能有多少进账。谈得很融洽，言语之间，流淌着一位慈祥的长者对晚辈的关怀，使老郭喜出望外。

　　真正识得高先生的为人为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两件事印象忒深。上世纪50年代，大概是肃反前后，时任教导主任的他与另一位周斗南老师被关在邮中三层楼阁楼上审查、反省、交代。后来不知何故，又让他继续做教导主任。初中毕业报考高中，我想填扬中。他说，就在高邮上吧（当时邮中增办高中），我照办了。后来同学高中毕业时，有人想填北大、清华、复旦，又是他直言，你父亲是民主人士，可是你的叔外公等两个长辈都是被“镇压”的，政审能过关吗？那位同学便进入扬州师专。1956年我因病辍学，教代数的高先生点名常查问，怎么还没有来？位置先空着，什么时候来都行。同学转告于我，令人难忘。此后，我搬家、下乡工作。一晃几十年，高先生何时去世，我都不知，愧疚不止。多好的高大大，多好的高先生。

　　徐家大院是儿时的乐园

　　徐家大院是徐家三奶奶的私人花园，有上百年历史。直至解放前，花卉树木，姹紫嫣红，风光依旧。它是我们这一带普通人家的儿童乐园，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的面积，花种众多，树木遮荫，还有供儿童玩耍的偌大空地。四季更迭，儿童玩耍的名目各有不同。女伢子可以在此玩抛沙袋，即将一只沙袋抛起，迅速掳起散开的沙袋，再抓着正在落下的沙袋，看谁抓的多。便是胜者。她们抛起沙袋，抓住快乐。记得玉带河边的吕蕴青同学是个高手。她得胜了，脸上笑成一朵花，像绽放的月季。此外还有弹豆子，四季常玩，男女皆可。只要你将撒开的豆子，弹一颗，撞上另一颗，便可得一颗。如果弹不上，则给下一个儿童玩。既好玩，又“食”用。胜者可以“享用”一阵子。

　　在花卉飘香的空地，还可以滚铜板、砸铜板、滚铁环，那是男伢子的专项玩耍。到了蜡梅暗香浮动的季节，斗鸡、踢毽子、挤矮子是热门项目，尤其是挤矮子，可取暖又好玩。谁被挤出，则可站到排尾再挤，这是永远没有失败者的项目。一般男伢子居多，也有女伢子参加，大家身体靠身体，照挤不误，毫无顾忌，“疯”得那些伙伴乐而忘返，直到各家大人叫伢子小名“家去吃饭”。

　　印象较深的是过家家游戏，由一男一女装扮成新郎新娘，戴着纸折的帽子，还插着花，酷似礼帽与凤冠，一切如仪，像是在演戏。当年装扮成新郎的高淼，不知是否还记得当“新郎”的乐趣。

　　徐家大院的北面是朝南的四间一厢房子，是三奶奶的住处，记得她只有一个孙子徐梅官。长大后在农村做教师，他也参加过玩耍。徐梅官，你是否还记得儿时的乐趣，是否知道曾经风光秀丽的徐家大院已荡然无存变成大杂院。曾经的玩耍，现在孩子要说老土，但在“土”的气息中摇曳了我的童年，终生难忘。

　　门庭显赫的张振邦家

　　东后街37号是张振邦在城里的家，他的祖屋在张家庄。其父张其沄和他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谓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被人称为“黑脸太岁”的张其沄是历史的罪人，概括他的发迹和罪孽是靠匪发财、倚官仗势、血债累累，1931年运河决堤后，一场“柏庄血案”夺取了17个人的生命。事后，他逍遥法外，直至病死（《高邮县志》有记载）。而张振邦一生则是爱国爱民倾心抗日的一生。从“五四”运动到抗战胜利，他都是参与者、奉献者，成了在黄炎培关怀支持下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他为抗日筹资、拒绝与日寇合作，只身逃到上海表兄王淡人处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曾被日军逮捕，屡遭酷刑，坚贞不屈，后因“查无实据”，取保释放。他始终没有停止抗战步伐。抗战胜利后，经友人王艮中（解放后成为全国政协常委）等人介绍，进入左派办的文汇报社工作，直至上海解放。遗憾的是解放初有人将他与其父混为一人，甚至传闻他被押至五里坝“枪决”（或“陪铳”），后有高层来信，枪口留人云云，完全是子虚乌有。

　　我小时候对上述并不知情，只知道他家大门朝西，有一可以提起的高门坎。迎面是一个家庭土地庙，有砖雕。朝东的有四间，进入第二进是正屋四间，迎面有大照壁，不是大户人家没有如此气派。记得他家门口，曾挂过一个什么“办事处”的牌子，家人极少，可以自由出入，始终没有见过张振邦老的风采。听亲戚马一波说，他住此已近60年，见过张的后人几次回邮探家，只是不肯进门坐坐。这些年轻人对故居只是一张白纸，而他们的长辈对故居的印记只能显现梦境中。

　　王家茶炉油条烧饼店

　　东后街的茶炉谁家开设得最早，非王福贵莫属。王福贵因光头，被大人称为王大和尚，我则称王大大，小时候常是他带我去四德泉洗澡。他家有门面房一间、瓦房三间、厢房两间。王大大家有子女5人。由王赵氏负责烧茶炉，只见她往炉中倒粗糠的一瞬，脸色红彤彤的，不像我大姑病恹恹的。负责打烧饼的是王大大及其长子寿增，听大人说，卖烧饼油条的很苦，天未亮就得生炉子，每当“秃秃郭”打烧饼的声音作为晨曲叫醒太阳的时候，我尚在梦乡。

　　我问过小时候玩伴王寿山，你比我大，为什么上学比我迟。他只说了一个字：穷。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上学，后来成了某校校长。

　　我又冒昧地问他，除了全天烧茶炉外，下午又不做晚市，你们有什么爱好，比如看纸牌。他又是一个字：忙。下午得买面、和面、买炭、进大糠，怎么闲得下来？王家过路客、回头客很多，我家自然是老主顾，至今，我每天吃黄烧饼一个。

　　最让我怜悯又感动的是寿山的二姐秀英，一次被骑自行车的人冲翻炸油条的锅，烫伤了颈部、下巴等处，后被新四军卫生队治好。听寿山说，骑车人是一个平民，也穷，为赶办一件急事而闯了祸。事后，王家人并没有索赔，多好说话，如今知道这就叫宽容。

　　写这些近邻，自然会想到王家旁边的一对石柱及石鼓。前些年，泰州博物馆一位老先生对马一波说，这是明代遗物，并断言，不是官府大门就是察院大门，不知何故，高邮人却说它是贞洁牌坊。撇开石柱，我以为，不管什么时代，人有贫富之分，水平有高有低，但只要相互尊重，平等待人和气处事，我们就可以过上和睦温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