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父亲李健烈士牺牲70周年。

　　父亲长什么样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牺牲的？直到1966年，我21岁时才知道一些大概情况。

　　我不敢去问妈妈，她一直没有告诉我，肯定有她的原因，我不想让妈妈难过。

　　1979年我写信向江苏省兴化县委求助，他们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东平同志，接到你——李健烈士女儿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兴化的老同志不但怀念李健烈士，也很关心他的女儿——小东平！”

　　当收到兴化烈士陵园寄来的父亲李健的照片和简历时，瞬间泪眼朦胧，我终于看到了父亲！我把相片紧紧地抱在胸前，千万次地呼唤着父亲……

　　在寻找答案的路上，最先让我知道的是，战争年代的父爱，竟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当敌人大肆“清剿”时，迫于形势，父母把我带进了芦苇荡。可是，一岁的孩子哪能知道枪炮的厉害，冷了饿了、不舒服了总是要哭的。父亲怕女儿的哭声引来在湖荡中疯狂“清剿”的敌人，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他严厉地叮嘱母亲：“如果遇上敌人，你一定要用被子把小东平捂紧！”母亲惊叫：“那会把她闷死的！” “女儿是我们的宝贝，可是为了大局，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必须作出牺牲！”父亲语气坚定，母亲默默流下眼泪。

　　后来，妈妈下狠心通过地下党悄悄把我送到一位老奶奶家寄养。老奶奶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使我躲过了敌人一次次的搜查、盘问，幸运地活了下来。我感恩高邮的父老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此后的寻访过程中，我一点一点地了解到父亲更多的革命事迹，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

　　1938年，父亲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举办的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后，秘密联系了很多抗日青年，发起组织“抗战剧社”。他编写了歌曲《劝老乡》教群众唱。歌词大意是：“劝老乡，你快快去把兵当，日本鬼子奸淫烧杀又抢掠，个个都遭殃。你不当兵，他不打仗，日本鬼子更疯狂，到处大扫荡……”这支歌，激励了很多青年去参军。

　　1939年，父亲在江苏泰县国民党政府的警察中队做党的秘密工作时，不到半年就在保警一中队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不久连警察局长都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1940年5月，父亲受命到兴化城开展秘密工作。他以国民党兴化县警察局警察的公开身份开展地下工作。曾打入国民党顽固派89军军长李守维公馆当勤务兵，探取了不少重要情报。

　　黄桥战役前，接到中共苏北区委“务必尽快切断韩德勤部的水上运输线”的指示后，父亲立即通过运输船队地下党员，秘密发动船工将21艘机动船的重要部件拆卸转移，致使韩德勤部队的水上运输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东进抗日。 

　　黄桥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在兴化城为在黄桥战役中毙命的89军军长李守维开追悼会。 父亲利用警察局局长朱凤五让他负责接收挽联、布置灵堂的机会，巧妙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挽联事件”。当国民党顽固派各方要员进入会场时，却在会场显眼处看到一幅犹如重磅炸弹的挽联：

　　上联：  摩擦分裂走向死路

　　下联：  抗日团结才有前途

　　横批：  李守维死了

　　落款：  兴化民众公挽

　　到场的顽固派要员们惊慌失措，韩德勤更是气急败坏，下令全城戒严，搜捕捉拿“共党分子”。李守维的追悼会，在慌乱中草草收场。

　　1940年11月，父亲奉命撤离兴化城，辗转兴化农村，参加领导开辟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建立各区乡农抗会，普遍开展“二五减租”运动。

　　1941年1月，中共兴化县委员会成立，父亲任县委组织部长。当时地主武装陈朗轩、高德才、邹如山的团部所在地，恰恰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师十八旅和苏中一、二分区的交通枢纽。

　　父亲多次单枪匹马与陈朗轩等人进行谈判，他晓以民族大义，争取陈朗轩队伍的转化。最终使被陈朗轩等人控制的这些地区，从敌我争夺的中间地带，变成了我方的安全通道。我方人员通过时，只须伸出四个手指头（代表新四军的暗号），就可以通行无阻；有时我部吃粮有困难时，也向他们借过；日伪军下乡“扫荡”，他们获悉情报后，会提前告知我方；我方也曾将女同志和病弱者藏到他们那里。有一次我部几位同志路遇日军，在他们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地主出身的知识青年张镇在父亲的启发教育下，毅然率部接受新四军改编，不久成为共产党员。父亲还做了国民党乡长邵元洪的统战工作，后介绍邵元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9月父亲任兴化县县长，到职后即召开第一次县政扩大会议，开展民主建政工作。他与参政会筹委会领导成员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当选为参政会筹委会主任。第二年5月，顺利地召开了兴化县参政大会，充分发挥了参政会的统战工作职能。

　　1943年年底，唐子、安丰两镇被新四军收复。但敌伪败逃时疯狂抢劫，两镇群众衣食无着、困苦不堪。父亲对县财政局负责人说：“群众生产、群众生活，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大事。眼下年关快到了，群众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撒手不管。”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县财政十分困难，但父亲毫不犹豫地从衣兜里掏出钢笔，极其郑重地写下了“准拨救灾款贰佰万元。李建”。

　　兴化为水网地区，日伪下乡“扫荡”时，凭借速度快、火力强的汽艇横冲直撞，给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1944年夏，为避免和减少日伪下乡“扫荡”带来的损失，兴化再度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坝运动。在重要的河道上用木桩、树木、砖瓦、破船、石磙、泥土等打封锁坝，阻滞日伪汽艇的行动。期间，父亲经常深入打坝第一线。兴化县永丰区的打坝经验在苏中二分区迅速推广，在反扫荡、反封锁、反伪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常常深入到群众家里或田头，嘘寒问暖、促膝谈心，并参加乡村会议，为群众撑腰做主。地主杨蒲仙身为永丰区区长，却搞假减租花样，明减暗不减，且有恃无恐。父亲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撤消了杨蒲仙的区长职务，坚持减租减息，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常有人谈起：“李县长好呢，帮我们穷人割麦、挑粪，他穿补丁褂子，赤足，戴个斗篷，真认不出他是县长了。”1945年5月，兴化县直机关组织了代耕队，父亲任队长，实行了隔日帮助群众夏收劳动的制度。

　　1945年8月，为了全力支援新四军解放兴化城，父亲组织动员兴化全县人民筹集了大批粮草船只，保障部队给养和运输。兴化城的解放，拔除了日顽插在我苏中解放区的一个大钉子，使泰州、东台、兴化、盐城连成一片，延安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都为此发了消息和评论。

　　1945年8月31日，兴化城解放。这一天，我在战地医院出生了。新生命的诞生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刻，然而此时硝烟中的父亲却无暇顾及。在战地医院，叔叔阿姨们以他们对东方和平的企盼和对我出生的欣喜，为我起名叫“东平”。他们的爱，传递着父亲的爱，注入我的生命，伴我一生。

　　1945年10月，父亲调任中共高邮县县委书记，之后又兼任高邮团团政治委员。他到任后不久，就投入组织攻打高邮城的准备工作。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了总后勤部，调集民工15000人，征用民船500条，组织民兵3000余名，抢运粮草150万斤，准备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包括用大桌子和棉被做成的供部队攻城防身用的“土坦克”），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帮助部队安排生活。为全力支持、配合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高邮战役,为这场我党抗战史上的经典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了，但却没有出现中国人民所期望的东方和平。

　　1946年10月，新四军主力北撤，国民党黄伯韬兵团二十五师乘虚而入，“还乡团” 疯狂反攻倒算，实行白色恐怖，疯狂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干部和革命群众。

　　父亲为失去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而悲愤交加，为高邮革命斗争遭受重挫而痛心疾首。他挥笔写出：

　　鲜血清道路，白骨铺崎岖。

　　反攻号角响，遍野战马嘶。

　　蒋贼末日临，土顽凶几时？

　　敌后度难关，胜利在眼前。

　　踏血迹前进，光复日不远。

　　诸公请瞑目，活祭慰九泉！?

　　高邮的敌后斗争坚持得极其艰难，斗争之烈、代价之大，都是空前的。县委班子牺牲了一大半，干部牺牲了500余人；个别人临阵脱逃，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和党员向敌人屈服，极少数人甚至加入“还乡团”。 全县共产党员从7500多人锐减到110人。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出现动荡，县委领导之间、县区领导之间，认识上也出现分歧。

　　父亲坚定地表示：“做坚强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

　　他一方面采用个别谈话和会议交流的方式统一党内认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说服主张依靠外援的同志，以坚定依靠群众的思想说服抱有单纯军事观念的同志，以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说服患有“急性病”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先后撰写了《生根立足》《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发动群众与建立基地》等多篇文章，对党员干部进行深入教育。由于认识的统一，上上下下对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有了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总结，确立了“生根立足”的方针，在敌占区建立起一个个小块根据地。到1947年下半年，小块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腹部。苏中区党委将高邮县委在敌后创造的“恢复阵地，生根立足”的经验，作为敌后坚持斗争的三大经验之一，推广至整个苏中地区。

　　期间。父亲带领大家坚持武装穿插斗争，不仅使高邮人民知道共产党新四军还在，从而安定了人心，同时又拖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我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

　　为打破敌人的保甲连坐制，县委开展了争取保甲长的工作，尽管表面上保甲制仍然存在，但实际上不少保甲已被县委掌控。

　　1947年春节前，县委组织开展“红纸封”（即红包）活动，夜晚穿插时，将红包从窗户、门缝里送给贫苦百姓。父亲还安排穿插人员把干部战士们每人每天节约的二两粮集中起来，送到困难户家中。

　　群众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共产党干部。有的干部撤退时负伤跑不动，群众就抬着跑；不会游泳，群众架着过河，或冒险划船送他们脱险；一时来不及跑，就被群众藏在家里。有的同志下草荡迷失方向，手脚和衣服都被芦苇划破，群众就把他们带到家里，洗澡、换衣、吃饭，再用船送到安全地区。村民孙连科被敌人打断了腿，鲜血直流，仍然拒不给敌人带路。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加紧了对重要地区的控制，高邮地区敌后斗争更为激烈。

　　高邮县委在内线的斗争力量日益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重视。1947年10月27日，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四地的国民党陆军、海军，纠集地方武装共计3千余人，水陆并进，开始对高邮发动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重点驻剿”，妄图全歼高邮县委领导的内线力量。

　　父亲带领县委干部和行动大队进入茫茫芦苇荡，同敌人周旋。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累得他经常吐血。

　　当年10月31日夜，父亲和同志们在刘家沟被数倍于我的敌人重重包围，他立即组织突围，战斗异常惨烈。在行动大队的掩护下，父亲和一些同志冲出重围，退到刘家沟西北的芦苇荡里。

　　时任武工队长的母亲在芦苇荡里遇见了父亲，见被父亲派去收步哨的警卫员还没回来，就劝父亲跟他们一起撤。父亲立即说：“你不要管我，你的责任是赶快组织同志们安全撤离！”父亲再三嘱咐母亲和其他同志，要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尽快突围。说完，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划船去阻击点，组织同志们突围。

　　这时，敌人的汽艇开始向芦苇荡搜索，母亲含泪离开父亲。她奋身跳入水中，在夜幕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子弹，后被撤下来的行动大队三排的同志们救起，突出重围。谁知这一别竟成生死之别，父亲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吐血多日，身体虚弱，英勇牺牲在芦苇荡中。

　　噩耗传来，华中二分区军民深为悲痛。1947年11月27日和28日两天，中共华中二地委、华中二专署、华中二分区，在兴化盛家庄隆重举行了有7000余人参加的李健等烈士的追悼会和公祭大会。华中二地委副书记俞铭璜在父亲的悼词中写道：“高邮全党在战斗中，虽然屡遭挫折，但是始终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到最高度，前赴后继，英雄气概，可歌可泣，主要是由于李建同志坚强的领导。”

　　父亲的遗体是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年春天在芦苇荡里发现的。当时是根据父亲身长一米八的特征和衣兜里的一枚父亲的名章，才得以确认是父亲的遗体。

　　为纪念父亲，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将父亲牺牲的地方命名为“李健区”“李健乡”，并把父亲的事迹编入当地中小学课本，同时还将他写的诗句谱上曲，在学生中传唱。

　　1991年父亲牺牲44周年，当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自发捐款，在李健乡两条河川交汇的高地上，修建了高14.5米的李健烈士纪念碑； 1997年父亲牺牲50周年，兴化市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并在李健烈士纪念碑处修建了李健烈士陵园； 2007年父亲牺牲60周年，在兴化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千秋广场，修建了李健等8位烈士的半身铜像。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当地人民对父亲那么热爱？听了十几位老前辈给我讲述父亲的故事后，我找到了答案：父亲热爱兴化、高邮这块红色热土和这里的人民，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人民尽天职”的诺言。

　　记得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天，一些媒体记者在高邮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采访我时问道：“李健烈士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人？”当时，积压在我心底很久的一句话终于脱口而出：“忠诚的战士！至亲至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