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虬庄遗址位于高邮市区东北7公里，地势低洼，四周环水，总面积43000平方米，是江淮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先后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新石器时代的房址4处，灰坑35个，墓葬402座，出土了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等各类文化遗物2000余件，种类众多，形态各异，制作精良。尤其是有4000余粒炭化稻在遗址的各个文化层发现，将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早到5500年前，栽培地区从长江以南划到了淮河以南。同时出土的陶片刻划符号具有文字符号特征，早于甲骨文且至今释读不一，在全国展览时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龙虬庄遗址的发掘证实，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之间，江淮流域存在着一支文化面貌独特、文化系列完整的原始文化，被专家确认为“龙虬庄文化”。它填补了中国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古文化遗址的空白，其发掘成果对进一步探索江淮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这一地区的古生态环境、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日本金泽大学教授中村慎一先生题词说：“龙虬庄的古代稻作是我国弥生文化的母亲”。
龙虬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从事农耕、渔猎和手工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逐渐形成原始聚落，为高邮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龙虬庄遗址入选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入选江苏省大遗址。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提出，高邮“是研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
（二）高邮是中国最早见证邮驿制度的重要城市之一
高邮，因邮而名，见证了我国最早统一邮驿制度的建立。据《高邮州志》记载，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并楚之后，在春秋邗沟的中点“始筑高台、置邮亭，因名高邮，又名秦邮”。两年后秦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把战国时各国的“遽”“驲”“置”等不同名目统称为“邮”，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有关通信的法令——《行书律》，修建辐射全国的八大驰道，沿线30里设一传，10里设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馆舍，使过去以专使通信为主的邮传方式改为以接力通信为主，标志着中国统一邮驿制度的正式建立。高邮成为从咸阳到东南沿海的滨海驰道中最早设立的邮驿之一，也是以确切名称载于史籍的极少数邮驿之一。
高邮，见证了中国邮驿制度的演变。汉代邮驿，上承秦制，不断发展完善。西汉时期，开通由京师长安经洛阳，循荷水，入淮泗，进邗沟而达长江沿岸的主干驿道，高邮亭在此主干驿道线上，承担着繁重的邮传任务。隋初贯通南北大运河，建立全国漕运制度后，高邮驿站作为运河沿线的重要水马驿站，地位日益凸显。唐代设有接待官员的高邮侯馆。宋代先后名迎华驿、高沙馆，《扬州府志》（嘉庆重修）载：“高邮迎华驿，驿前井号义井，睹井右知其处”，《高邮志余》记载：高邮西南有高沙馆。元代名秦淮驿、秦邮驿，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曾写下《秦邮驿》诗，有诗句“官船到岸人多识，楚馆题诗客又来”。元末明初，高邮增设界首驿，形成一城两驿的鲜见体制。明隆庆《高邮州志》“界首驿”条目记载：“在城北六十里。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知州李某开设”。明清时期，高邮驿站更名盂城驿，驿站规模达到鼎盛。明代《士商类要》中辑录《水驿捷要歌》概括了明时南北大运河的全部驿程，其中“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两句中包括了高邮境内的两驿。明隆庆《高邮州志》记载：“盂城驿在南门外，明洪武八年知州某开设。永乐元年知州王俊重修。嘉庆三十六年毁于倭火。隆庆二年知州赵来亨重建驿门三间、屏墙一座。”又载：“皇华厅在南门外，盂城驿前，临运河堤，有屋三间，为迎饯宾客之地。康熙五十七年知州张德盛重修。”清中期前后，高邮驿站随全国邮驿系统一起逐渐由盛转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蒲松龄集》，记载了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康熙年间曾代理盂城驿驿幕，亲笔撰写《高邮驿站》呈文，恳请挽救运转艰难的盂城驿。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高邮实行“裁邮驿，归州县”的邮驿制度改革，驿舍迁入城内州正堂西偏北行三十步的州署马厂（今马棚巷处），用马神堂三间，东西马棚各十二间改建而成。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清政府创建官办邮政，设立镇江邮政总局，是当时全国设立最早的24个总局之一。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开设高邮二等邮政，局址设在北门外，今人民路上，邮务隶属于镇江总局。民国初年，高邮城出现了私人开办的民信局，局址在北门二道城门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清代邮政为中华邮政，高邮、界首仍为二等邮局。1946年2月，苏皖边区邮政管理第二分局接收了高邮中华邮政，组建高邮县邮政局。1949年1月19日，高邮城再次解放，三垛、界首、临泽3个区站接收了中华邮政，改建了邮局……高邮驿站经历诸朝历代的风云变幻，饱受战争灾患的洗礼，但脉络清晰，一直是沿海南北邮传的重要节点，并以紧邻运河、水马并行为特色，成为邮传政令、皇帝巡幸和外国使节、朝廷官员往来的必经之处，在递送使客、传递政令、飞报军情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邮驿制度的变迁也深刻影响了高邮的城市演变和发展。依据运河和驿站兴起的这座城市历经朝代更迭，汉设高邮县，宋置高邮军，元升高邮路、高邮府，明清改高邮州，饱受战火与水患，生生不息，日渐繁荣。特别是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设立具有军事重镇性质的高邮军，直属京师，诏文称：“惟彼高邮，古称大邑。舟车交会，水陆要冲。宜建军名，以雄地望。” 知军高凝祐始筑高邮城池，城垣外形接近正方，贯穿城中央的南门大街、北门大街（今中山路）兼做驿道，笔直穿越南门、北门到达南北门外的驿站和运河码头，再沿运河大堤南达扬州，北抵淮安。直到现在，南北运河码头之间的驿道仍是高邮历史城区交通和商业的中轴线，码头、驿站和城门之间的南门（外）大街和北门（外）大街仍是高邮的商业中心。明清时期，依傍运河和宋代开凿的市河，沿南北驿道，逐渐形成城南、城中、城北三个遗存众多、格局完整、肌理清晰的历史文化街区，南漕驿、中政学、北工商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
高邮保存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邮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明代盂城驿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规模较大、功能最为齐全的古代驿站遗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原国家邮电部确定的中国邮驿博物馆就坐落其中。与邮驿关联的“马饮塘”“馆驿巷”“马棚巷”“马神庙”以及作为驿道的城市中轴线“十里长街”和运河大堤、八里铺、王琴铺（二十里铺）、露筋铺（三十里铺）、一沟（第一沟铺）、二沟（第二沟铺）等部分遗存犹在，名称沿用至今。宋代以来，苏轼、文天祥、萨都剌、蒲松龄等众多文人雅士，在高邮留下大量邮驿题材的诗词佳作，广为流传。原国家邮电部、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政府在高邮定期举办 “中国邮文化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高邮是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命名的首家“中国集邮之乡”，作为“中国集邮之乡”和邮文化故乡的代表，出席了第23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被海外人士誉为“东方邮都”。
高邮，是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唯一以“邮”为名、以邮驿文化为主要特色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见证邮驿制度的重要城市之一，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的类型和内涵。
（三）湖、河、驿、城相融共存的格局风貌是运河沿线独有
的自然人文景观
高邮地区从古泻湖逐渐成为平原后，仍留下一些小湖泊，春秋时期高邮境内有陆阳湖、武广湖、樊良湖、津湖、博芝湖，其中樊良湖、津湖为高邮湖之前身。至唐代，樊良湖分为珠湖、甓社湖，唐元和年间，宰相、淮南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蓄湖水，灌溉良田， “旱则蓄水以溉田,潦则受西山暴流以杀其势”（明隆庆《高邮州志》）。宋代，漕堤的建设使得高邮西部之水难以顺利入海，原有的樊良湖的水位逐渐抬高，形成了五湖，即平阿湖、珠湖、甓社湖、张良湖、新开湖。明代之前，运河高邮段借道樊良湖、新开湖等湖泊，为河湖相连格局。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于高邮老湖堤以东“凿渠四十里，以避风涛之险”，运河和高邮诸湖得以分开。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后，“清口以下,淮患始见。”（《淮系年表》），朝廷为保护漕运，将大量的黄河水引泻到淮河流域，导致下游的高邮五湖水位不断提高，湖面扩大，至明隆庆年间已扩大到五荡十二湖。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为保障漕运、保护明祖陵而浚高邮茅塘港通邵伯湖以泻淮水入江。由于入江水道过于狭小,每遇暴涨,洪水不及宣泄,停滞在高邮诸湖内,使高邮诸小湖面积快速扩大，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后连为一体，形成今日“粘天无壁”的高邮湖。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开凿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东道，即今日大运河淮扬段的前身，因其主要通过人工运河连接众多自然湖泊而形成，故又称湖漕。郦道元《水经注》载：邗沟“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两湖。”隋初贯通南北大运河，建立全国漕运制度后，高邮驿站依傍运河以及运河东岸贯穿城市南北的驿道，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水马驿站。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知军高凝祐始筑城垣，周长10里3l6步，高2.5丈，面阔1.5丈，建有东、西、南、北四门，周边开挖护城河。《高邮州志》记载，宋代建城同时，“南北开二水通市河”。与市河垂直相交有南濯衣河、北濯衣河（今统称玉带河）等多条东西向支河，构成城内配套水系，形成“城外城中皆通水”（杨万里诗句）的水城格局特色。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户部侍郎白昂以“运舟入新开湖多履溺”奏请朝廷“在高邮堤东开复河，两堤皆拥土为堤，自此运舟不复由湖，往来者无风涛之虞”。名曰康济河，即今明清运河故道前身。清康熙五十年，为运河泄洪需要，在城南增开琵琶闸，运河水一面从琵琶闸泄入护城河，一面经南海子河泄入马饮塘、运盐河。
高邮，是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特别是大运河南北贯通后，高邮水马驿站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驿站和漕运码头逐渐成为集散中心，江淮地区的粮食、盐糖汇集高邮后，通过运河转运，南达扬州、南京，北抵淮安、北京，东输泰州、盐城，城市日渐繁华，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以盂城驿为中心的城南历史文化街区6.26公顷范围内，集中了永顺源、益泰源、同昌等数十家粮行、盐仓、布店等。至今沿用的“运盐河”“南门大街”“运粮巷”“盐塘巷”等地名、巷名，见证了昔日高邮漕运的繁盛。高邮湖、大运河繁荣了驿站，滋养了古城，驿站与城市相融共生。
高邮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之一，完好地保持着高邮湖——老西堤（平津堰）——明清运河故道——西堤——大运河——东堤——高邮城的自然形态，在运河两岸的狭长地带内，集中了平津堰、明清运河故道、镇国寺塔、盂城驿、御码头等大量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一城一湖两河三堤”湖河相依、城水交融、驿城共显的格局风貌，构成大运河全线独有的湖、河、驿、城交相辉映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四）高邮是历经跌宕风云、彰显民族气节的英雄之城
高邮历代人文荟萃，涌现出孙觉、秦观、王磐、王念孙、王引之、汪曾祺、秦华孙、姜恩柱等古今名人，留下了古称“淮海文枢”的文游台胜迹和大量的典籍。高邮还因扼南北水陆要冲，为扬（扬州）楚（楚州，今淮安）之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具有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东晋名将谢玄在淝水之战前序三阿之战中于高邮大破前秦苻坚；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在三墩（今三垛镇）抗击金兵，英勇奋战，三战三捷；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途中被俘于京口（今镇江），出逃后辗转高邮，留下多首慷慨悲壮的动人诗篇；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起兵反元，攻取高邮城，次年于高邮称王、定国号大周；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倭寇侵犯高邮，高邮卫经历司晏锐、参将王介率军出城痛击，致倭寇伤亡惨重，溃退而逃。
土地革命时期，文化部原副部长徐平羽就在高邮成立了第一个党组织。1945年春的三垛河伏击战，是苏中抗战转入反攻的前奏，在苏中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被老一辈革命家彭冲誉为“破晓号角”。 1946年4月，在高邮千年古镇界首镇成立的华中雪枫大学，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一所军事化高等学校，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兼任华中雪枫大学校长。1946年11月，迁址山东更名为“华东军政大学”，新中国成立前后几易校名、校址，1999年定名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高邮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战役。1945年8月15日，日军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但部分日伪军仍蜷缩在高邮城负隅顽抗。经中央军委批准，12月19日夜～26日，华中野战军第七、八纵队和地方武装在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发起高邮战役。经过7天7夜的激战，歼灭日寇1100余人、伪军4000余人，其中生俘日90旅团岩崎大佐及日军891人，伪42师师长王和民及伪军3493人，缴炮61门，枪4000多支，一举收复高邮城。随后，在熙和巷70号（今公园礼堂）举行受降仪式，新四军代表韩念龙（原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八纵政治部主任）接受侵华日军驻高邮最高指挥官岩崎大佐的投降。“高邮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它在日本签署投降书以后给予拒降的日伪军以最有力的教训，是全国范围内歼敌最多的县市之一。高邮成为中国军民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也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唯一接受日寇投降并举行受降仪式的城市”（中央电视台《东方主战场》）。2015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综上，高邮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古城传统格局和风貌保存完整，邮驿和运河文化特色突出，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市名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