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读了汪曾祺《梦故乡》中《故里杂记·李三》一文，大概我很难记起糜饭饼的模样和味道了。“糜饭饼子是米粥捣成糜，发酵后在一个平锅上烙成的，一面焦黄，一面是白的，有点酸酸的甜味。”读到这里，勾起了我的回忆。汪曾祺老先生记述的“糜饭饼子”，正是我们经常说的“粮饼子”，不过老先生的说法更贴切一些。

　　我家住在东台巷，往西百十米就是北门大街，再往西直对过的是坛坡子，通往运河边。而往东通到傅公桥，中间有座牛集桥，汪家大院就在牛集桥东北上。我曾经在东台巷里见过汪曾祺老先生，算是一面之缘，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会读到他写的文章。

　　东台巷原本不是我的家。我老家在高邮东乡，也就是城上人所说的“下河落子”的地方。因为想娶城上的老婆，必须要有房。就为这，我父母东拼西凑并托人在城里买了这处只有二十多点平方的小屋，作为我的婚房，女儿就在这里出生了，直到九岁才离开这个地方。尽管小而简陋，但女儿在搬家的那天还是哭了一大会儿，甚至现在女儿还在梦里经常回到那个家。不管怎么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家，是女儿人生的起点。

　　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女儿，经人说情疏通，我从乡下的一名国家干部调到城里当起普通工人，妻子每每说到这些，总过意不去，说是误了我的前程，而我总是轻描谈写地回道：也许在乡下当干部倒犯了事，还是吃过苦的工人日子安稳。

　　我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县属大集体企业。尽管我是厂里唯一的大专毕业生，但工资仍按核定的工人级别发放，记得净发数150元都不到，就这份工资要养活三口之家，实在有点捉襟见肘，不得不靠双方家庭的接济，才勉强维持着城里人的生活，真有点“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窘迫。然而就是这段日子，让我过得有滋有味而终生受益难忘。

　　清苦的日子，饭桌上就很少有“大鱼大肉”了。妻子上菜场，总是左右为难。为了有“荤”上桌，只能买些当时便宜且很少有人买的“泥鳅”“虎头呆子”“小龙虾”之类的杂食，尽可能地改善伙食，而如今这些已成为餐桌上贵重的大菜了，我不知道是当时人不识货还是现在人口味变“刁”了。就像这样的午餐，我们家一个星期也只能“改善”一顿，其余的都是瓜果蔬菜果腹。

　　糜饭饼子是女儿自己会吃饭后，妻子难得买来改善女儿早餐的得意之作。早上起床后，妻子开炉生火煮粥，然后跑到巷子口的北门大街，十字路口有一家炊食店，除打烧饼、炸油条、蒸包子外，还用个平锅摊糜饭饼子。汪曾祺老先生说的是老式做法，而我看到的是用碎米粉拌上馊粥，放上白糖或糖精，调成稀糊状，用勺子挖上两小沰放在平板锅上，盖上盖子，大约几分钟的光景，两只连成一副的糜饭饼子就成功了。一锅约十副左右，用小铲子一起，白的与白的一面合起来，朝外的两面都是微微的焦黄，米香味趁着热气钻进了鼻孔，很是诱人，也有往中间夹上一根现炸的油条或刚出油锅的麻团，咬上一口，既有糜饭饼的香、甜、酸，也有油条的脆、酥或是麻团的糯、韧，妙不可言；但价钱不贵，一副糜饭饼八分钱，油条五分钱，一角三分钱吃了一顿早饭；如果把油条换成麻团，再加二分钱，也只有一角五分钱。也正因为如此，才成为女儿的早餐美食。

　　糜饭饼子也许是我们当地所特有的一种食品，尽管很廉价，但它是智慧、勤劳、节俭的高邮人化腐朽为神奇的杰作，滋养着小城的家家户户。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成为汪曾祺流着口水的乡愁，走进每个游子的梦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