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素有崇拜水神的传统。夏代的大禹、唐代的柳毅、宋代的耿德裕、叶秀发等都是水神。周巷“以大禹排淮注江，道出于邮，故立庙祀之”；柳毅是龙王的女婿，民间称“柳将军”，相传被玉皇大帝封为“圣水将军”，具有管理天下江河湖水的职能，“周邶墩永善庵南七八丈许有一墓，相传为柳将军墓”；耿德裕即耿七公，“旧有耿七公庙，宋元祐时建在州城西北十五里新开湖中……救溺捍患，祷者无不立应，宋时敕封为康泽侯”。叶秀发“以承议郎知高邮军事，尝建石石隶于新开河旁，以疏水势，祠向在州治北十八里樊良溪上”。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崇拜的水神更是成批出现。探讨这一民俗现象，对认识高邮民风民俗和充实申遗成功之后的高邮运河文化内涵，是很有意义的。
水神信仰盛行的背景及其原因
高邮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是漕运的必经之地；高邮位于淮河下游，是淮洪入江的通道。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使得当时高邮州境水神信仰极为盛行，加上国家及地方官员的推动，这一风俗更是达到鼎盛的地步。
明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新贯通后，两京（南京、北京）之间的漕运规模大大扩张。高邮既是漕运必经之地，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车挽往来，百货山列；帮工修埽，岁费万金。限于当时的思想观念、治河手段和科技水平，在保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对水神的崇敬和祭祀。同时，每年有大量的漕军和南北客商往来于此，各种文化、信仰、观念和风俗也在此融汇交流。如高邮天妃信仰的盛行就和福建商人的倡导密切相关。每年往来于运河沿线的十几万漕军更是成为各种水神信仰传播的重要媒介。
南宋时期的黄河夺淮造成的黄泛区不断扩散。到了明清时期，位于淮河下游的高邮终于成了重灾区。如明万历二年秋，“烈风发屋拔木，暴雨如注，淮决高家堰，高邮湖决清水潭，漂溺男妇无数。”清乾隆以后，随着朝政与河工的日益腐败，高邮水灾次数更是有增无减，频繁的水灾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和重大破坏，无疑是导致水神信仰盛行的重要原因。
明王朝崇奉漕运之神，清王朝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变本加厉。金龙四大王和天妃等水神被列入国家祀典，明清国家不断对这些水神进行加封，封号甚至长达数十字之多，如清朝先后为金龙四大王加封18次，封号长达44字；天妃（天后）的封号更是加封至60字。国家祠典的认定对推动水神信仰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高邮地方官员修建了用于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并制定了隆重的祭祀礼仪，自然推动了水神信仰的流行。
水神信仰的主要类型及其地域分布
明清时期高邮州境水神信仰的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金龙四大王崇拜。金龙四大王姓谢，名绪，宋处士，隐于金龙山下，宋亡，赴水死，屡显英灵，有功于河。高邮金龙四大王庙原名河神庙，又称平水大王庙、大王庙。清嘉庆《高邮州志》记载：“平水大王庙，在州城北新闸前，判官耿相重修。又保和铺、太八铺、太四铺并有大王庙。”再续《高邮州志》称：“河神庙，同治七年奉旨加封金龙四大王庙，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葆桢奏请敕封。”三续《高邮州志》亦载：“大王庙，民国五年县知事郭曾基重修。”“金龙四大王庙，民国十年僧志悟重修。”
二、龙神信仰。古人认为龙能兴云布雨，影响晴雨旱涝，所以最晚从汉晋以来，民间就有祭祀龙神祈雨的风俗。从唐代开始，由于佛道两教的兴盛，龙神的地位不断提高，被尊奉为龙王。明清时期，龙王在人们心目中除了布雨神职外，还有防洪护堤等职能，因而多建于黄淮和运河沿岸地区。高邮州境的龙神有两种，一种叫“五龙王庙”，亦称“五龙祠”，“在州治北二十里清水潭上，宋嘉泰间，郡守吴铸重建。明洪武元年，知州黄克明重立。其地堤岸旧时最易溃决，故祠祀之。”“五龙祠，同治五年清水潭漫工堵合。总督李鸿章、漕督张之万请旨加封并匾额一方，奉旨钤出‘显应’二字，又钦颁‘德普安流’匾额。”另一种叫“龙王庙”，“在万安宫东，嘉庆十六年知州丁堂改建正殿三间、照殿三间、大门一座。”“在甓社湖大堰尖救生港侧，道光十九年邑人吴旅闲、宋元祺等捐建。”此外，各乡镇也有龙王庙，如临泽镇的“东岳庙即古龙王庙。”“龙王庙在五总八里运盐河北，系观音庵，嘉庆中僧月朗倡募改造，遂更今名。”“又有庙在四总九里胡家庄。”
三、天妃信仰。天妃也称天后、天后圣母，闽、粤、台海一带称为“妈祖”，民间俗称海神娘娘，这是我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崇信的一位女姓神灵。天妃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相传她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守。明初郑和下西洋，极为重视对天妃的崇祀，永乐七年（1409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清康熙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乾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先后10余次加封。民间对天妃的信奉也很虔诚，东南沿海及运河沿线民众纷纷建庙立祠，定期祭祀。高邮“天后宫，乾隆庚寅扬河守备蒋用霖偕邑人周时照等重建，后复倾圯。同治十二年，知州姚德衡谕董刘枝荣、丁逢辰、冯森、宋子良等偕往，住持僧悟成、清持前后募修，一律修理整齐，后殿供设三官神像，皆铜身，每尊约重六百斛。”“天妃庙凡四处，皆高邮卫因海运修建，其三久废，止存东营一庙。”“在恭南铺，光绪三十三年僧来澄复修，宣统元年僧治汇重建大殿、中殿及两厢。又有宫在七总十一里下村，自道光初年旋圯于水。光绪十四年僧竹峰于故址中寻得神像，遂募化复建。”“碧霞行宫，在州城北三里，原名泰山元君祠，明孝宗三年白昂建。嘉靖三十六年倭毁，四十五年改今名。”“碧霞行宫，在州治北张家沟镇，明嘉靖乙丑，僧无际募建，嘉庆四年，僧界圃、静安重修。”
四、水利人格神信仰。明清时高邮是南河工部都水司所在地，因而境内以祭祀漕河官员和治水名人为主要代表的水利人格神信仰也极为盛行。据《高邮州志》记载：有刘公祠，“在州治北六十里界首镇，祀明总河刘东星”；吴公祠，“在州治北三里运河东，公讳桂芳，治河有功”；罗公祠，“祀明时高邮管河通判罗文翰”，后将三公合祀，“在城北太五铺康泽侯庙旁”。又有七贤祠，“在扬河通判署西，祀前朝工部分司清廉有功德于地方者七人：曰黄日瑾、何庆元、李之藻、徐待聘、彭期生、徐标、叶应震。”据查，三公、七贤和前述叶太守都是进士出身。
当然，还有前述禹王庙、康泽侯庙，以及水都天庙、团瓢庵、镇海庵等，都与治水、镇水有关。
水神信仰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高邮州境水神信仰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水神信仰种类众多，既有国家倡导的金龙四大王、龙王、天妃和康泽侯等，也有众多的水利人格神信仰，种类齐全，丰富多彩，在信仰对象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二是分布地域广泛，崇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城乡。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记载：“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大王庙。”与漕运及河工有关的水利人格神祠庙也遍布于沿运地区，数量众多；三是当风调雨顺，运河风平浪静时，水神的崇祀往往不太突出，而当运道堵塞、水灾泛滥，直接威胁漕运的畅通和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时，水神信仰的功用就会变得显著，又是政府加封水神各种封号，又是奉献牺牲，隆重献祭，目的在于捍御水患，通济漕运。当官方的此种诉求得到满足时，便会祀神报功。由此看来，此时此地的水神信仰具有极强的功利性。
至于水神信仰的功能及影响，也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崇祀水神在当时统治者看来，是治理运河水患的重要手段。在当时的科学手段及技术条件下，面对频发的运河水患，河臣们往往感到手足无措，借助神灵的力量，崇祀水神，在他们看来是平息水患的重要手段。根据史料记载，水神“显圣”多发于堵塞运堤决口或治理水患之时，河工告竣或水患平息之后，河臣和沿岸民众对水神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水患严重时也往往是水神信仰盛行之时。
二、崇祀水神是对治水及理漕有功之臣的崇敬和缅怀。为了保障漕运，维系民生，国家在高邮州境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众多治水理漕的有功之臣，如宋太守叶秀发以承议郎知高邮军事，尝建石石隶于新开河旁。明总督吴桂芳“筑高邮东西二堤以蓄湖水；开黄河故道以广入海路”；“总河刘东星因界首湖河只一线土堤之隔，屡遭水患，公议建越河，以奠民居。”管河判官罗文翰“治运堤水患，溺于清水潭”，他们的治水理漕活动对于保证漕运畅通，减少水旱灾害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自身也成为国家和地方民众崇祀的对象。高邮官民对他们的崇祀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他们的缅怀和感激之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高邮水神信仰的世俗性和功利性。
三、崇祀水神成为运河沿岸民众及往来客商的精神慰藉。水神信仰的传播使高邮运河沿岸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为过往的漕军、客商、行人和水手提供了祭祀场地，成为慰藉沿岸民众心灵的重要场所。明人胡希舜在《重修天妃庙碑记》中记载：“天妃者，海神也，凡濒海郡邑，咸建庙崇祀之。其神最著灵异，郡邑之人有所祈祷于神者，皆应之如响。”由此可见，水神信仰在高邮州境民众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四、水神信仰的盛行为高邮民间信仰增添了新的元素。明代以前，高邮民间信仰除了官方提倡的城隍、土地、关帝诸神以外，比较突出的是对东岳帝君、龙王等神的崇祀。进入明朝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南北贯通，以前高邮民众从不知晓的神灵，尤其是金龙四大王和天妃等水神开始在高邮州境出现，并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成为土著居民和客居人口共同的信仰对象，使高邮州境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