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断看到网上报道文革中参与批斗的一些人在忏悔，向父母，向老师，向同学，其中不乏地位显赫者。我不想评价这种事情的好坏，以及有无实际价值。回忆文革，我感到的是幸运，因为我没有参加那场斗争，更准确地讲，不是主观上不愿，而是没有资格参加。

　　我家是祖传看风水的，文革一开始，祖父就被作为“封资修”对象靠边了，被叫到公社教育了几天，后因祖父人缘好，亦能言善辩，又放了，没受大罪。父亲在生产队做过队长，被人写了大字报，挂得满屋子都是。我还有资格加入红小兵吗，当然没有，不被批斗就是万幸了。

　　当时，我看到一个个小同学臂上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威武得了不得，而自己只能蹩在一角，心里很痛苦。

　　尤其是有一天晚上，听说要到某一个小同学家里开批斗会，我想去看看热闹，也被一个小头头给否定了。后来听说，那个小同学家里成份本来就不好，属于黑五类之列，不知是谁，告诉红小兵头头，说那个小同学用一根针戳在王杰的眼睛上，王杰可是英雄，那举动就是反革命。于是，一帮小萝卜头冲到他家里，叫那个小同学跪下，父母也陪跪，闹腾好一阵子。现在想来，是不是太荒唐了，小同学与王杰沾不到边，他为什么要污蔑王杰，至多也只是不小心而已。但那时不行，见毛就是鸭，见风就是雨，宁可错斗一千，决不放过一个。“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把无数人推向了反革命的一边。

　　我那时，要么在家里写祖父布置的水板字，要么与邻家的一个小同学玩。因为那个小同学也没有资格参加革命，他家是富农。他比我可怜多了，父母经常挨斗，坐喷气式飞机，家里还被挖得乱七八糟的，整天过着吃不饱睡不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时不时从小巷里传来的锣鼓声、口号声撩拨着我，使我更加感到寂寞和孤独。

　　既然没有资格参加各种活动，自然也没有资格去写大字报小字报、大评论小评论，脑子也就不会瞎转乱转，语言也就不会一忽上天一忽入地。这是我感到特别特别幸运的。文革思维是一种“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偏激思维，是一种“正面人物一定是高大全，反面典型一定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极端思维。文革语言是一种暴力语言，弥漫着烟火和血腥，“砸烂你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不绝于耳。行动上更是如疾风暴雨，残酷无情，儿子打老子，学生斗老师，随处可见。运用这样的思维分析问题，运用这样的语言表达情感，运用这样的行动待人待事，还有合理、科学、人性可言吗？

　　在那个“红旗飘、战鼓擂，革命群众谁怕谁”的岁月里，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打击，受到过惊悸，也免遭种种污染，这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人们习惯将命运合用。我以为命运是两回事，从宿命的角度看，命是与生俱来的，是天生的，也可以说是上帝注定的，当然也是无法改变的。但运不同，运是后天的，是生命运动的过程和规律，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运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的，明知道某事不能干你干了，那就可能改变了生命运动的轨迹；客观的，大多来自自然和社会，一场地震，一次流感，都可能改变人的生活，改变生命的运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我之能够游离于文革之外，是客观的，是社会安排决定的，没有丝毫的主观因素。

　　有人说，对于文革那场恶梦，有人出来忏悔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说明那场所谓的革命，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些身处其间者，还在心悸心痛心灵不得安宁；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反思后，良心发现，看到那场革命背后的丑恶、卑劣和惨烈，这是人心向善的表现。这种分析是善意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我更加关心的是，人们如何在反思中更加深刻地改变自己，更加自觉地消除文革的遗毒，更加理性地批判社会现象，因为工作生活中我们还是随时能够看到文革的影子，感觉到文革式的思维和文革式的语言。比如一个小伙扶起了跌倒的老人，旁观者不是嘉许，而是怀疑，“不是他撞的，他哪来这个好事，会扶起人家”，又比如某一个官员落马了，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还有网络语言之粗暴已经不堪入目。这是十分危险和可怕的。

　　那场浩劫，对于某个个体的幸与不幸都是小事，但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蔓延下去，让更多的人以至社会蒙受不幸。这或许就是忏悔所产生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