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阳先生在近90高龄的时候，创作了记事体小说《六杆子的大半生》，从书中主人公出生之日起写到65岁。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小说50多万字，是一位农村少年、青年的个人成长史，同时也向人们展现了富有里下河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情画卷。

　　题目，文心也。所谓“六杆子”，即是小说主人公以竹竿子放鸭、枪杆子革命、秤杆子做官、铁杆子保皇、笔杆子着文及旗杆子迎风的大半生。作者将主人公生命的某一阶段以某“杆子”为象征、标志物，并围绕这一象征、标志物而展开多姿多彩的故事情节，形象、通俗、贴切，充满了“土”气、“土”味，但“土”得可爱，“土”得亲切，“土”得引人。

　　作者是知名的老作家，早有“江苏赵树理”之誉；但赵树理归赵树理，这位创作风格似赵树理的马春阳先生是“江苏”的，自然有“江苏”的独特风味了。

　　《六杆子的大半生》（以下简称《六》）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冯冬雪形象，在以冯冬雪为主的100多人中，无论远亲近戚、良师益友、上级下属、左邻右居，乃至雇主老板与仇者冤家，有的浓墨重彩，有的描写不多，但都有血有肉有个性。这些人物或与冬雪，或相互之间发生关系，按照自己的性格、理想、愿望、理念去行动，去爱恨，构成了马踏港、盂湖、昭河、甘沟、都江、阳海、邗市及省城等地生动、活泼而又感人的世界。

　　冯冬雪是《六》中的主人公，他勤劳、节俭、睿智、乐观、积极向上、敢爱敢恨，听党话、理解人、关心人、尽孝道、正义、正直、正派、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是一位从上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农村工作者的好形象；上世纪60年代初弃农从文，成为农民作家的典型。

　　在塑造冬雪这一形象的过程中，作者为了能体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集中体现出和他同类人物的共同特性，从不同层面和侧面调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多种手法，使得这一形象更具有典型性、时代性、审美性。

　　在养鸭和放鸭的劳动实践中，显示冬雪的本领与智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冬雪的家乡马踏港属里下河水网地区，大家小户除了种田外，还惯于养鸭。冬雪从小就耳濡目染，从长辈那里学会如何养鸭、放鸭。妈妈姜氏将养鸭的“三字经”教冬雪：“鸭宝宝，太娇小，饲养它，要细巧……三周内，最辛劳，勤照应，不能跑，日赶狗，夜赶猫（水獭）……”冬雪不懂就问，牢记在心。一年，冬雪家养了40只鸭，长到3斤重了，某日，有5只鸭被马梓豪家大趟鸭裹走，冬雪同父亲、姐姐到马家鸭栏一看，先曲手指，放入嘴里，吹几声呼哨，然后“呦喳喳——回家”，只见5只鸭子齐声响应“呱呱呱”，简直神了。从这次起，冬雪红了半边天。

　　在农村敌我矛盾较为尖锐的大背景下，冬雪向往革命、改变命运的理想、愿望。马踏港地处盂湖县与昭河县的交界处。在马踏港穷人与富人对立的两大营垒界限十分明显，实际上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冬雪的父母为了改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决心要让冬雪上学。他们家吃尽没有文化的苦，深感文化的重要；而土豪劣绅及富户马梓平、马梓兰等一次又一次设置障碍阻挠冬雪读书，这在表面上看是要上学与反上学的矛盾，实质上是统治与反统治、奴役与反奴役、愚昧与反愚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冬雪胜利了，终于断断续续上了6年私塾，使他既认识了很多字，又接受了不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美德的教育和革命道理，为他今后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和平建设时期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中，塑造了冬雪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形象。冬雪由副县长下放到三汊乡任职，后三汊乡与七庵乡合并，又成立了红旗公社。他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带领组织农民走合作化、公社化的道路，既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又重视农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地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但他遇到了农工部长耿松年及其下级仇勇荣搞极“左”的一套，多报农田的产量，打白条调粮，甚至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随意扣押支书，当做白旗来拔。冬雪不顾嘲讽、诬陷，坚持正义，坚决同耿松年、仇勇荣的错误做法进行斗争，站在广大农民一边，维护正当权益，平息了群众的义愤举动，并教育他们摒弃隔阂讲团结。

　　文艺战线的斗争是激烈的，时明时暗，从来未停止过。文艺与政治间的关系，建国后有过几次讨论，最后还是邓小平同志讲得好：文艺离不开政治。冬雪从拿笔杆子那天起，都是被身边的好人好事激动得心血来潮，写过新闻、通讯、快板、鼓词、歌谣以及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有时自编自演街头活报剧，表扬好人好事好光景，有的作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全国引起反响。小说《二十斤玉米种》曾被省委书记在地委书记会议上夸为“农村干部必读之篇”。但在反右斗争中，冬雪也遭遇到棍子的追打，有人说他的小说《花喜鹊，尾巴长》是“右派小说”；祸从口中出，毒从笔下流。冬雪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积习不改，我行我素，继续用作品说话，接二连三地发表多篇小说，题材大都来自于农村，反映农民及基层干部以及从事农村工作的高级干部的愿望、追求、爱好、兴趣、喜怒哀乐，以及在他们身上耀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文革期间，冬雪被戴上“铁杆老保”的帽子，被批斗、游街，打入牛棚，直至被开除党籍。冬雪曾有过离开文艺圈的念头，一待拨乱反正以后，文艺的春天又到了，照样又拿起笔杆子弹奏起歌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乐曲，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创作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

　　冬雪接近离休年龄时，在成功办好全国第一份《乡土》民俗报以后，又办了《娱乐报》及《乡土情》杂志，影响颇大。冬雪对于乡土情之浓烈，可见一斑。其后《乡土》遇到艰难曲折，他勇往直前；离休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不气馁，仍然雄心勃勃迎着改革开放的旗杆子上的红旗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而鼓与呼。

　　在家庭内部不同思想冲突中凸现冬雪的品格。冬雪的父亲冯登田勤劳、善良，从雇农奋斗到中农，很不容易。冬雪当了乡里的区财经分局会计，他爸登田来到冬雪办公的地方，见儿子正在大把大把地点数钞票币。登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便要冬雪拿一大把给他。尽管冬雪平时很孝敬父母，但遇到此事时，遭到他的严辞拒绝。后来登田发觉自己思想的错误。在这一冲突中，充分体现冬雪一心为公、决不谋私利的品德。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中有君子“慎独”的古训，冬雪是遵循的。

　　在男女感情的纠葛中，从不同角度刻画冬雪。食色性也。冬雪是有情有义的人。他从小救过荷香的命，但并不施恩图报。荷香一直对他存有好感，并主动相求，希望结为连理。由于冬雪母姜氏的阻挠，终未成为眷属。结果，冬雪同一个不爱的女人成婚，荷香嫁给了一个讨厌的反动家伙，但冬雪、荷香二人仍然相恋、相爱。荷香多次向冬雪示爱，均遭拒绝；终于有一次在修大型水利工程的工地上，二人发生了一次性关系，事后荷香写了一首七律，后两句是：“小女声名何足虑，愁君难过党妈关。”果真不错，冬雪受到了应得的处分。妻子全八凤通情达理，原谅了丈夫与荷香的一夜情。

　　小事见风格，细节见精神。冬雪总是惯于以公平秤杆子之心办事，私事坐车不报销一文钱，一件公物都决不允许个人占有，他说过：一杆两盘的天平，轻的是7口子（此时他已有5个儿女），重的是老百姓。

　　冬雪的妻子全八凤是他的贤内助，识大体顾大局，嘴一张，手一双，与冬雪同甘共苦。

　　冬雪的母亲姜氏，在《六》中也是塑造得很有特色的人物。她的经历、命运、遭际、个性在农村妇女中具有代表性；同时，她的性格刻画，对于较全面深刻地塑造冬雪这一形象，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姜氏勤劳、节俭、善良，能吃苦，有主见，支持冬雪参加革命，教育冬雪如何做人，常说的话是“不吃碗外饭，不用袋外钱”。这句话极浅显易懂，又极深奥难以做到。冬雪时时记住这句话，特别是掌秤杆子有权时，更是践行了这句话。姜氏说：不管待人也好，做事也罢，千万别明放在唇口上，要悄悄出在两手上。做比说更好。庄上人夸姜氏：“男人虽是挣钱手，还靠女人聚钱斗。当家处世内外好，和气生财从不苟。”俗话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姜氏的美言懿行成为冬雪明仿暗效的楷模。当还乡团绑架姜氏等3位老年妇女做他们盾牌时，冬雪与他的领导和同志们打的伏击战，当时是很容易地击毙还乡团员而解救姜氏等3人的。但为了尽孝道，保护革命者家属的生命，这场战斗区领导只好暂时收兵。姜氏后来知道这一情况时，就责怪冬雪，为了3个老女人的生命而不开枪打死那些坏种，实不值得。这体现了姜氏大义凛然的豪迈气概，这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伟大精神的闪耀。余树森、马宴鸿、卢悦、佟天、闻柏、章人俊、常寅等形象的塑造，丰富了领导干部群体形象的特征，他们对冬雪的成长、成熟起到了关心、教育、培养的作用。也从不同侧面使冬雪这一形象更加丰富、饱满。冬雪的启蒙老师余树森为人正直、义气，冬雪对他很敬重。甘沟县委书记章人俊是冬雪的领导，为人正直、真诚、仁慈，喜写诗文，曾主动要求下乡当农民，对冬雪颇为赏识，支持冬雪写作，他对冬雪说过这么一段话：富不颠狂，穷不失志，廉洁奉公，克己厚人，不给党丢脸，不给人骂“早死早好”，冬雪正是努力按照章人俊的话去做的。

　　作者在《六》中用多种艺术手法描绘了冬雪等人物形象。小说的情节与人物形象塑造是分不开的。情节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基础，人物性格是情节发展的内在因素，生活之树是情节之本。作者从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中吸取精华，情节有头有尾，环环入扣，高潮迭起，前后呼应，不落窠穴，引人入胜。

　　冬雪与荷香的恋情，按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是终成眷属，小说的情节一直是沿着这条线而展开的。冬雪将要与婚后八年无子女的妻子离异，荷香带着离婚证书去枞阳劳改农场与吴福安办离婚手续，二人早已憧憬的时刻快要到来时，情节发生了逆转，主要是劳改农场办女主任浦芹的一番话使荷香改变了主意：在婚姻问题上，老百姓看重经济上的门当户对，革命干部主要讲究政治上的户对门当。荷香的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冬雪对妈的话百说百听，对党组织的话唯命是从，二人的结合是不可能的。浦主任的分析与马踏港的马泽宁的话不谋而合。荷香的心死了，当晚与她不爱的人吴福安住在一起。这样的结局，看似突然，不近情理；而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风俗及荷香仍然深深地爱着冬雪来看，又是合情理的。她对冬雪的绵绵情意，直到违心与福安生了个女儿叫“思红”时，仍然可见，因为冬雪的小名叫“红年子”。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甚至有人认为，写文章就是写语言。语言运用的水平能够显示出小说的水平。《六》的语言质朴而美丽。

　　马踏港一带方言属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保护方言，方言将同普通话并存。小说中恰当地运用方言，别有一番情韵。赵树理是山西人，在北京主编过《说说唱唱》，汪曾祺在那儿当过编辑。本书作者马春阳先生是江苏高邮、兴化人（故乡先属高邮，现属兴化），主编过《乡土》，以及《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马春阳先生小说中的方言浸渍着里下河水乡的水气、鲜气、灵气。

　　在小说的开头写冬雪出生时的描述中，“大家小户”、“眼尖嘴快”、“四邻八里”、“宁生飞墙走壁，不养倚墙贴壁”等词语是地道的兴化、高邮一带的方言，很富有表现力，为其它方言所少见。冬雪七岁时，“一到春暖花香季节，不是用卡张鳅鱼，就是用竹篙搁在屋山头檐上掏麻雀蛋，或是爬上桑树摘枣子吃，甚至看到年轻人下河洗澡，他也跟着学游水。”这些均是水乡小孩玩耍的特色。

　　《六》中准确地用了不少歇后语、谚语、歌谣，如歇后语“二十一天孵不出小鸡——坏蛋”。用蛋孵小鸡需21天，时间到了，小鸡仍不脱壳，这只蛋被称做坏蛋、妄蛋（南京人喜欢吃，又称鸡喜子）。又如谚语 “三日肩膀四日腿，眼熬五日不淌水”、 “西风不过酉（下午五时至七时为酉时），过酉连夜吼”、“七月神鬼天，蓑衣斗篷不离肩”等等。巧用民谣也能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身世、遭遇。如“虎头鲨（杭州称土步鱼），早心花，先产子，后成家，若不信，去问爸，爸不说，再问妈”。一些冬雪的仇敌骂他是“虎头鲨的龟孙子”，牵涉到他祖辈的婚姻，在水乡的传说中，虎头鲨是先产子后成家的。

　　对联是汉语特有的表达形式，是世界语言百花园中的奇葩。它构思精巧，规整多变，内涵丰富，灵活自由，音韵和谐。如写木匠家对联“镰开新日月，斧砍旧乾坤”，极有气魄。另有杨侗保坝的对联及故事。扬州知府收了湖西十几个县的贿赂，要在盂湖县运河东堤沿线上开坝泄洪，昭河县就要受害；于是请有文才的杨侗找知府说理。知府指着水天一色的珠湖：“你看这‘白浪滔天’该不该开坝？”杨侗对道：“请瞧那‘黄金铺地’应不应保堤？”知府张口结舌，不开坝了。对对子竟有如此奇效，还能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六》中有些地方用编唱词，以说说唱唱的形式或宣传发动群众，或总结提高工效，或表达多种情感，简约、生动、上口。

　　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生活的本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曹雪芹谈《红楼梦》创作经验时，提出亲、实、理三个字。亲，亲见、亲闻、亲历；实，真实；理，在纷繁的生活现象中理出一个头绪，寻出一种规律。《六》基本上是按照这条路子写的。因为是记事体小说，其中也有些虚构的地方，有些虽未成为事实，但是必然会有的实情。这样写来，潇洒自如，写活人间世态，亦防避有人对号入座。

　　冬雪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所生活的环境也典型，才能提示生活的本质

　　冬雪奉区领导之命去马泽沟执行任务，人生地疏，房东罗大妈主动将亲家温双和（两面派保长）介绍给冬雪。一伪军班长及几个土兵，生疑冬雪是姓“共”之人，当盘查他时，温双和家的女儿巧认冬雪为夫，亲热得很逼真，临危智救了冬雪。温双和父女冒险保护革命干部，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里下河农村的典型环境，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像冬雪这样的革命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工作，茁壮成长，定能打败日寇与老蒋。

　　冬雪任横泾区财经分局会计时，遇到一件事：农女大红子挑着69斤稻子，走20里路补交公粮。3年前日寇扫荡时，她和父亲逃到上海；3年后，新四军又回到家乡，开门见到一张田亩粮串通知单，父女俩决定，补交公粮。冬雪不便接受，去找牛主任处理。时间长了，串册已无法查对，要她挑回家。大红子坚决不肯，并说，临行前父亲叮嘱，补交的公粮，就用来买子弹打老蒋吧！牛主任这才收下后，大红子高兴得飞了起来。这就是冬雪所生活的环境，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持革命的本质，既具有一定的社会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温双和父女智救冬雪，农女大红子补交公粮，这两个故事在当今仍然具有深广的现实意义。

　　《六》没有大段大段的景色描写，而适当的得体的写景，除了能显示地域特色以外，还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社会生活环境，映现人物特定时空的心境。其景物或与人物心境相一致，或与人物心境相悖反，从而增强人物的典型性。日寇飞机在扬州东北上空盘旋，闹得昭河、盂湖不得安宁，马踏港妇女都不敢晒大红被面，以免让敌机误为红旗而惹祸。一天，倒是一个青天白日的好天气，作者写道：“水田禾苗绿，滩地芦柴青。岸上风车转，空中鸟和鸣。”仅4句写景，却描绘出好一派水乡风光，但满眼不见一个做活计的人。马踏港人宁静的田园生活被日寇打乱了，更促使冬雪坚定信念，遵从马宴鸿老师的教导，只有拿起枪杆子，打土豪劣绅，打伪军日寇，才能改变穷人的命运。

　　作者笔下《六杆子的大半生》，平实而有曲折，也有胜利成功者的喜悦。冬雪曾被当作“右派”、“右倾分子”批判过，在创办《乡土》及杂志后被人误会过，又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均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出冬雪精神的崇高、意志的坚强和襟怀的宽广。

　　马春阳先生是一位植根于乡土、很有成就的作家，他很重视对文化的叙写，往往从时代的高度在本民族民间文化的根基上和氛围中构建时代、地域、人物、伦理的文化特质，这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本土文化的文明，从而使我们深刻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追求以及变革现状的行动和力量。时间进入到21世纪，社会环境、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心态、价值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本土文化、乡村文明受到了冲击，而马先生在《六》中构建的乡土文明的波澜、美境、诗意、韵致却依然在人们心中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