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凡商品爱贴标签的当下，王树兴的长篇小说《国戏》，有着地方小官场的一角舞台，但不多，它没有停留于表层，而是看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看人物交织形成的每一块重叠的阴影、撕扯着的棱角。他是在写人与麻将的关系，写麻将遇到官场、麻将遇到男女、麻将遇到钱的变数，写照了人和人自身欲望之间的关系以及表达这种欲望的方式。游戏人生的集体无意识，才是麻将及玩麻将的群像反射出的本质核心。

　　用汪曾祺的话说，慈姑比土豆，格——高。《国戏》有慈姑之比，毫不讳言，该部作品超越了一般政经类小说的范式和意义。这也就是它在出版后得到较大关注，成为畅销书，荣获主旋律文学作品奖项“扬州市五个一工程奖”的原因。

　　和女作家初写作大多写私人体验相类，男作家初写作可能也会贩卖人生阅历与生活积累。王树兴之与《国戏》，看似卖弄了不少麻将知识，还真有麻友和小官僚爱看，实则是奉献了他几十年来厚重的人生积累和观察思考的成果。——有些人玩弄了麻将，也被麻将玩弄；玩物之间的主客体可悲地不停置换。他哪里是在写官场小说，分明是在审慎地揭丑，用麻将本事，骂死一片乌合之众。

　　麻将，是胡适所谓的鸦片、八股、小脚之外的第四害。《国戏》选择这一“害”来写作，是摸准了从老中国文化灵魂里一直延续下来的余韵悠长的命脉，直指国民性里老滑、堕落的病态成分。《国戏》中，葛红、陆笑柔、杨莹莹、卞芸彩等一众女娇娥，程纹和、孟川青、胡鹏等一帮男儿郎，以麻将为人生支撑，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花样，在麻将桌上实现了真正的彻底的男女平等。不过，这里的麻将还是洗钱的工具，麻将桌是实利的飨宴，隐藏了一些人的罪恶和丑陋。

　　不说结构的精巧设计，也不说麻将桌上的狂欢，单提一个杨莹莹，已经具备了当代文学史某一种新人的特征。作者对她的女性心理着墨并不多，但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她的强势与收放自如。而孟川青的人生，更是集中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灰败、平庸和某一种恶。麻将桌上的失利，人情上的失守，直接导致了他近乎去势的焦虑。在孟川青这个人物的设计上，切实体现了作家本人不动声色却手持解剖刀的功力。

　　作者能够有这样的创作水准，得益于《国戏》及之前的小说创作积累中养成的严谨克制的叙事习惯。不温、不火、不油、不溢；心思绵密，善于埋伏草蛇灰线；腾挪躲闪，嗅觉灵敏，闻得出背后那些关于欲望的隐晦目的。

　　处于王树兴这个年龄段的人，成长于“文革”后期，80年代被高昂的理想主义旗帜彻底鼓舞，90年代在企业改制的大潮中又跌进了无保障人群，他们每一个个体都背负了一个时代推陈出新的代价，个人的波折与时代的起伏也总是不够熨贴。这一代人如何正确看待外部世界对于个人命运的冲击，如何透视当下生活里的人情世故，是金刚怒目苦大仇深还是坦然面对，在解决个人温饱问题的过程中还有没有曾经的青春期梦想，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梦想？贴近生活的时候还能否抽离生活？曾经被时代抛弃过的人们在文学活动中还有没有关怀和担当？ 在一个浮躁失落的年代，王树兴执拗坚守纯文学创作的冷板凳给予我们最好的答案，或者说最放心的答案。

　　麻将这种“国粹”成全了王树兴，让他贡献出一部关于麻将的长篇小说。别的作家在他这个年龄可能丰收了一大片，臻于成熟和定型，可王树兴还在克服文学上成长的烦恼，虽然他远未达到某些优秀作家的境界，但他这个年龄，有这样的选材和视点，这种控制力和表现力，从容、节制、游刃有余、拿捏得当，完全抵制了相当多数的中国作家营建心理逻辑、设置精神困境时的幼稚病，令人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