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做豆腐，算是我家祖传的一门手艺，直至如今提到“史豆子豆腐”，乡邻们仍津津乐道，在四乡八村还小有名气。谈及磨豆腐，又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勾起对离我而去十八年的老父亲的深切怀念。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高马大、腰圆臂粗，身体十分硬朗，饱经沧桑的脸上虽然刻满了皱纹，但脸色红润，深邃的双眼炯炯有神。他声若洪钟、脚下生风，精气神很好。他为人厚道、做事爽快、直言快语，是典型的庄稼汉子。父亲有一副好嗓子，小时候常听到他唱五句半秧歌、踩车锣鼓唱、拉犁号子、挑秧号子，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唱这些原生态的口口相传的民歌民谣，张口就来，滔滔不绝。更值得一提的还是老父亲有一手磨豆腐绝活，就靠做豆腐能养家糊口，使我们兄妹五个度过“五两六钱”年代最困难时期，也使我家在改革开放后能发家致富，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滋润和惬意。

　　说到父亲做豆腐，还有一些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父亲从小受爷爷影响，学会做豆腐的手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靠做豆腐维系全家艰辛的生活。一九四四年春的一天午后，驻扎在临泽镇据点的岳继飞（俗称岳秃子）带着一帮日伪军，开着“汽油艇”下乡到董家潭扫荡。日伪军十多人进村后，烧杀抢掠。当时父亲正在为庄上一户准备办喜事的人家加工豆腐，日伪军途经我家门前时，不问三七二十一，用枪托顶着父亲把两桶豆腐加几斤百叶替他们挑走，顺手还把我家猪圈里两头圆滚滚的肥猪赶走。当时，年轻气盛的父亲不依，一个日本鬼子抓一块豆腐砸在我父亲脸上，另一个伪军还用枪托打了我父亲几下，无奈之下眼睁睁看着豆腐百叶加两头肥猪被日伪军抢走。后来父亲为体现庄户人诚信，倒赔了加工户十几斤黄豆。

　　父亲在“十年浩劫”、“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被逼歇业了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又恢复做豆腐老本行。那时还不是机械作业，靠传统的加工和制作工艺操作。一般是三更半夜就起身，父亲拉磨，母亲执磨，把浸泡过的黄豆一勺一勺舀入磨眼，奶白的豆浆水随磨盘流入缸中。吱呀吱呀的拉磨声，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是个不怕吃苦的人，做豆腐从磨浆、吊浆、烧浆、点卤到浇百叶、划豆腐、压榨等一气呵成，技艺显得十分娴熟、老道。做出的豆制品口感细腻，剩下的豆腐渣喂养牲口。直至清晨，父亲除留些豆腐、百叶在家里应门市，其余的都要出担子转东庄、走西庄去卖，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从不间断。记得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头两年，还帮父亲一起磨过豆腐、卖过豆腐，从中体会到了父亲做豆腐的艰辛劳苦，更感觉到父亲的不易和伟大。

　　一九九四年农历正月十六，那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春节前后，是农家做豆腐的繁忙时段，也是生意的黄金季节。日夜忙于做豆腐、还要挑担子到邻近村庄卖豆腐的老父亲，一直辛苦忙碌到正月十五，终因积劳成疾，感觉到体力不支、身体疼痛。于是，正月十六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膀胱癌晚期，刹时，一家人如晴天劈雳，惊诧、难过、痛惜。身患重病的老父亲却十分坦然、从容，看到儿孙绕膝、家和日兴，受疾病折磨的脸上仍露出一丝笑容。当年的农历四月十八，饱受三个多月病痛煎熬的老父亲，能经得起榔头夯三下的老父亲，永远离我而去了，享年七十二岁。每当想起慈祥、善良、勤劳、朴实的老父亲，我总情不自禁地鼻子发酸、眼眶噙泪。

　　父亲是个大老粗、庄稼汉、手艺人，一辈子与世无争、勤俭持家、淡定生活、宽厚待人，他用父爱呵护儿女，用勤快赚钱养家，用言行教人做事。直到如今，父亲磨豆腐用的石磨、磨担等还保存着，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