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游

　　近几年来，常有同学抱怨我没有撰文纪念翟宏远老师，而我总说：“我总感觉翟老师没有走……”话虽不能表达我的悲痛，我很想写祭文，可颤抖的手打不出文字，许多话儿和着眼泪咽下了肚里。

　　我是读初一时认识翟老师的。老师教语文，听说我爱好文学，经常找我聊天，了解课外阅读情况。他说：“读书如吃饭睡觉一般，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既不能是‘偶尔’，也不能是‘最近’。课外阅读是你们个性和禀赋自由发展的主要空间。你想做个作家，说明你是做有梦的人，那就要多读书，读杂书，哪怕是无用的书。”那时家寒，我没有钱买书，读书基本上是靠借。老师不仅借书给我，还常赠书。当年所读的《鲁迅全集》《艳阳天》和《青春之歌》就是老师赠送的。听说我没钱订阅文学期刊，他亲自到邮局帮我订了《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雨花》《延河》和《青春》。

　　有天放学，翟老师拉着我同行，聊起了唐诗。他问：“你会背《唐诗三百首》吗？”我以“嗯”作答。老师又问：“你给我解释一下‘次’字，好么？”我即大而化之地回答：“一是次序，如名次；二是次序在第二的，如次子；三是质量差、品质差，如次品；四是中间，如胸次。”老师笑问：“那王湾《次北固山下》、卢纶《晚次鄂州》和韦应物《夕次盱眙县》，三个‘次’怎么解释？”我无言以对。“这‘次’是动词，就是到达、停泊的意思。”老师板着脸说道，“我知道你爱好读书，但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你虽熟读《唐诗三百首》，但记不清诗题，犹如认识人而不知道其名。”

　　一九八三年冬，我携笔从戎，部队驻在山东淄博。老师怕我当兵以后荒废学业，经常写信鼓励我读书写作。有天周末在旧书摊上淘得民国线装本赵执信《饴山诗集》，我如获至宝，打电话告诉老师。老师在电话里流露出不悦的语气：“赵执信（shēn），不读赵执信（xìn）。《周礼》有言：‘侯执信圭，伯执躬圭。’郑玄注曰：‘信当为身，声之娱也。信圭、躬圭，盖皆象以人形为瑑饰，文有麤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长七寸。’他是清代现实主义诗人，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二十八岁因在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他是‘一代诗宗’王渔洋的甥婿，而他论诗与其异趣，在《谈龙录》中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在清代的文学领域里，从诗歌理论到诗歌创作，他都有相当高的成就。他曾多次经过高邮，写过《高邮》和《碧波行》两首诗。”听老师谈起赵执信如数家珍，我惊掉了下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中国老年报》发表一篇题为《蔡京的悔恨》的文史随笔。翟老师找上门来大光其火：“蔡京是福建莆田人，你怎么能说江苏兴化人？”我却振振有词：“《宋史》明确记载蔡京就是兴化人啊。”老师拍了拍我肩膀：“此兴化并非彼兴化也。古时莆田亦称兴化。你还要多读书，暂停写作……”不久，报社转来读者来信，其中有兴化人来信抵制蔡京到兴化去“做客”，还有莆田人来信要蔡京“回家”。为此，我悔恨不已，搁笔多年，埋头读书。

　　翟老师治学严谨，为人低调，淡薄名利，一生都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奉为圭臬。老师生前和我讨论最多的是扬州学派的渊源，我们都不赞同扬州学派源于吴学（惠栋）、徽学（戴震）这一说法。扬州学派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至隋唐扬州人。老师还曾指出：“北宋年间高邮有一个经学家孙觉已被今人忽视。孙觉字莘老，从政之余，致力于经书研究，著有《周易传》一卷、《书解》十卷、《书义口述》一卷、《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学纂》十二卷、《春秋经社》六卷、《春秋尊王》四卷和《记室杂稿》三卷。可以说，孙觉遗著早为乾嘉学派研究经书奠定了基础，尤其扬州学派无不得益于此。”我在2014年5月《寻根》杂志发表的《扬学的渊源》，就是在老师的启发和指导下完成的。

　　我在同学中，可能是翟老师耳提面命最多最久的一个。而今，翟老师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