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正安

　　鲁定公任鲁国君主时期，是孔子一生中的高光时段，从普通的士到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直到代行相事，步入人生的巅峰。这也许是孔子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过了知天命之年，还能一路高升。那个时候的五十岁已经是高龄了。

　　鲁定公为什么要任用孔子？这要从鲁国的内政说起。

　　鲁国到鲁定公，早已是大权旁落，国家权柄掌握在“三桓”（鲁桓公之后：孟孙、叔孙和季孙）手里，正所谓大臣执国命。鲁定公就任国君，孔子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士”，是标标准准的文化名人，而且，鲁定公知道，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鲁国现状正是不君不臣。孔子曾经对季氏（鲁国实际当权者）以“八佾舞于庭”（即季氏用天子规格的六十四人奏乐舞蹈队伍在自家庭院中表演），表示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义愤。（典出《论语·八佾第三》）鲁定公想借助孔子的理念、影响和能力，平衡自己与三家权臣之间的力量，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孔子果然不负所望，无论是在中都宰的位置上，还是当司空，都颇有建树。特别是做大司寇时，陪同鲁定公赴齐鲁夹谷之会，打赢了以弱胜强的外交战，维护了鲁定公的尊严，又不废一兵一卒地取回了被齐国侵占的领土，名震诸侯。

　　鲁定公自己也很努力，经常向孔子讨教治国理政之道，提升自我，以期复兴，这从一则故事中便可看出端倪。

　　一天，鲁定公与孔子交谈，向孔子提出一个问题，虽然有些唐突，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至少给人以启发。

　　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第十三》）

　　鲁定公问孔子，一句话可使国家兴盛，有这回事吗？鲁定公也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这句话，拿来问孔子。孔子回答，不能对一句话抱有如此之大希望。但是，如果有一个国君说，做国君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这个国君真的懂得做国君的难处，那么，不接近于一句话能使国家兴盛吗？至于为什么知为君之难、为臣为易，就接近于一句话能使国家兴盛，孔子没有作详细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由此作出思考。懂得为君之难、为臣不易，国君必不敢懈怠草率，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更不敢胡作非为，而勤于政事，体贴下属，体恤人民。国君兢兢业业，严于律己，以上率下，下上合力，这个国家即使不能强盛，也不会坏到哪去。所以，孔子说能从国君“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这句话中推测出国家兴盛。

　　接着，鲁定公又问，一句话能使国家灭亡，有这回事吗？孔子回答，对于一句话，也不能作出如此严重的判断。但是，如果一个国君说，我做国君没有什么快乐，只是说话没有人违背；话说得正确，而没有人反对，倒是好事。可是，如果话说得不正确，没有人违背，不接近于一句话能使国家灭亡吗？

　　孔子对“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莫予违也”，进行了简要地分析，虽然言语不多，却击中要害。孔子说，国君的话说得正确，没有人反对，是好事。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做上下一心，同频共振。孔子又说，如果国君的话说得不正确，而没有人反对，那么，国家就接近于灭亡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很显然，国君的话不正确，没人反对，说明大臣慑于国君淫威而不敢说，当然说了也没有用。随意拍板，肆意决策，而没人反对，必乱政，而导致国家危亡。

　　孔子的这番话，并没有帮助鲁定公挽回败局，也没有使鲁定公与孔子继续合作下去。由于政见不合，孔子于公元前497年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鲁定公也于公元前495年去世，结束其政治生涯。

　　时间过去两千多年，玩味这则故事，意味深长。一句话的影响也许没有这么大，但是，言出于心，什么样的语言反映着什么样的思维，引致什么样的行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夏商之亡，贞观之盛，都是这则故事的注脚。孔子告诉我们，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好表率，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应该多听他人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能沉湎于“一言九鼎”的快乐中，如果一遇反对意见，就横加指责，甚至戴帽子穿小鞋，鲜有不步入歧途而亡国灭族的。

　　一言可知兴废，绝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