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一导、世界十大著名导演之一的张艺谋，“曾经考虑过要把汪曾祺小说搬上银幕，他读了《受戒》，也读了《大淖记事》，更读了《黄油烙饼》和《故里三陈》，他琢磨了好几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陶方宣《最后的士大夫》第146页）。我依据目前所了解到的资料统计，欲改编汪老作品的导演、编剧：张艺谋、胡炳榴、林汝、叶丹、秦培春、王好为、徐淦生等。欲改编的作品：《受戒》《大淖纪事》《徙》《黄油烙饼》《故里三陈》等。欲将汪老作品搬上银幕的电影厂家：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上海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及丹东电视台等。由汪老部分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有在国内上映的，也有走出国门的；有入围获奖的，也有反映一般的。
汪老对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有着自己的见解：“有些小说，浪漫主义小说，有时也带有戏剧性情节，如雨果的小说。他的小说情节性强，而且带戏剧性，改成戏、电影是很方便的。”（《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64页）汪老对改编、拍摄自己的作品是重视的，从客观和主观上也希望让那些送小温的作品，通过银幕进一步社会化，以便更广地有益于世道人心。汪朗、汪明、汪朝合著的《老头儿汪曾祺》，描述了汪老观看江苏电视台为他拍摄的电视片《梦故乡》时，他“直直地盯着屏幕，眼中汪汪地饱含着泪，瞬间，泪水沿着面颊直淌下来”，从而勾起了他的深深思乡之情，以及对人生况味的回忆与反思。
小说是写给人读的。“抗拍性”的小说，文学性强，影视性弱，自然增加了改编的难度。包括张艺谋在内的导演们改编和拍摄汪老小说的难度，大致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难以精准把握主题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欲改编和拍摄汪老小说的，一般都看好《受戒》《大淖记事》等。关于《受戒》的主题，说法颇多，比如爱情说、风俗说、寻根说、乡土说、佛教说、人性解放说等。笔者认为，《受戒》主题最突出有两个，一明一暗，明的是：人性彰显，爱情自由；暗的是：破除清规戒律，追求思想、人性、精神的自由与解放。《受戒》以庙宇反映社会，以回忆反思现实，以历史观照未来，表面上示戒、摆戒、受戒、力求持戒守戒，实际上则是伪戒、蔑戒、抗戒、犯戒、破戒。小说的题目具有反讽性，“受戒”本来是表明佛门严守戒律的仪式，而在明海受戒的同时，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成熟了，受戒之时就是破戒之日。有意思的是，汪老唯恐读者看不出思想解放、破除清规戒律的暗主题，在小说中还是忍不住站出来说话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若在改编和拍摄《受戒》影视时，能像汪老那样把明暗、主副、直率而又含蓄的主题，处理得天衣无缝、尽善尽美，肯定是精品力作。
二是难以描摹“水”的意蕴与变幻。汪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317页）作品和风格都离不开“水”，这就难煞了编剧导演们。张艺谋说：“我长在大西北，那里是干旱缺水的地方。而汪老生活在水乡，作品里全是水，我始终拍不出水的感觉。”（陶方宣《最后的士大夫》第146页）近年来，张艺谋导演了系列山水印象纪录片，如《刘三姐》《黄果树》《丽江》《雪山》《海南岛》《普陀》等，融合人文、山水、民俗、历史、音乐、舞美、戏剧等，也采取舞台灯、光、影等高科技组合，收到了时空交错、空灵悠远、梦幻浪漫、轻松愉悦的效果。在积累了拍摄水韵的丰富经验之后，若将汪老作品成功改编成影视剧本，张艺谋可能会欣然拍摄出一流的汪味电影来。
三是难以拍摄恰到好处的艺术“氛围”。汪老善于用氛围、风俗、文气、环境、物象等，来描摹情景、展开细节、助推情节、塑造人物、烘托中心，给影视改编和拍摄带来了严峻考验。汪老小说的“抗拍性”是情节散淡，他说：“不能把小说写得像戏，不能有太多情节，太多的戏剧性。如果写的是一篇戏剧性很强的小说，那你不如干脆写成戏。”（《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02页）汪老的作品是以创意、氛围、语言取胜的。例如，《桥边小说三篇茶干》《戴车匠》《异秉》等小说都有这些精当的描摹。《大淖记事》用了占总量一半篇幅展现大淖特色风情之后，才引出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在小说中可以原生态展示大淖人们的生活场景、独特风俗，用以表现区域民众的精神和心理的文化形态的特殊性。如果影视作品也这样编、这样拍，很难留住观众。
四是难以用镜头描述“散淡”的故事情节。青年时代的汪曾祺就立志用古今中外、融为一体的方法改革和创新小说，他在1947年5月31日发表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中，就论述过什么是短篇小说，小说与电影的关系，他说：“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我们那种旧小说，那种标准的短篇小说，必然将是个历史上的东西。许多本来可以写的在小说里的东西老早老早就有另外方式代替了去。比如电影，简直老小说中的大部分，而且是最要紧的部分，它全能代劳，而且比较更准确，有声有形，证诸耳目，直接得多。……而我们的小说仍是十八世纪的方法，真不可解。一切全因制度的变而变了，小说动得那么懒，什么道理。”（《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13页）汪曾祺对短篇小说的探索、“冲决”与改革是成功的，他追求小说的散文化与诗意，要把小说中有声有形的东西交给电影“代劳”，这就让尝试改编、拍摄他小说的编剧导演们难上加难。《大淖记事》较为典型，小说综合运用了散文、抒情诗、民间曲艺等手法，写得从从容容、散散淡淡，但在时空转换中，又透露出紧扣、紧凑的“苦心经营”。小说共六节，前三节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恰好对应于曲艺舞台上的道具布景与序幕说明。即便是到后面三节，情节也不复杂，内容也不动魄，高潮也不十分明显。这样的布局，用来阅读和意会是可以的，如果拍成影视作品，也可切出若干分镜头，但艺术处理不当、情节改编不到位，怕难有较高的票房收入。
汪老小说具有“未改编、大影响，少制作、深影响”的艺术生命力和市场消费力。今后，若成功改编、拍摄汪老小说更好，若一时或一直不能的话，还是让人们继续原汁原味地欣赏汪老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