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仁

　　高邮人，乃至全国各地许多集邮爱好者，通过这20年来高邮举办的八届中国邮文化节，对“高邮”这一地名的来历，都能知之一二。然而对高邮“秦邮亭”中的“亭”，以至盂城驿中的“驿”，可能知之甚少。

　　秦邮亭

　　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在境内筑高台、置邮亭，此地故名高邮、别称秦邮。那么置邮亭就是建个“亭”吗？

　　亭的来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亭，建于交通干线之处，有防御候望之意。另有“立诽谤之木”（即后世的华表）之用。人们对朝政乡里的褒贬以及意愿，都可以书写在“亭”的柱子上，一供朝廷官员了解民意，二供人们交流信息。“诽谤”本义是“议论”，怎么后来就变成了贬义词呢？窃以为，一个人在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诽谤”朝政乡里，就有可能发泄个人的私欲，其言辞就有可能带有偏激的情愫，乃至小事夸大、无中生有。因此，“诽谤”的原义“议论”，就由中性转化成了后来的贬义——造谣中伤。

　　以上是本文的插曲。现在回到“亭”来叙述。

　　从秦代开始，便出现了遍布城乡的亭。秦代（包括以后的汉代）的亭，成了基层行政组织的一部分。而且，秦代亭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当地治安。只要有居民的地方便有亭的设置。亭，管辖范围是“十里一亭”，并设有“亭长”。

　　邮亭，本源于周代的境上行书社。到了秦代，亭与邮亭虽有联系，但又有区别，并非所有的“亭”都是通信机构，交通干线上的亭才与通信有关。因此，亭长也不全是邮传的负责人。例如汉高祖刘邦30岁左右“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泗上亭，在徐州沛县东，刘邦在此任职8年。他除负责当地治安外，还担负押送服役人员（不是服刑人员，是为朝廷工程的务工人员）。

　　毫无疑问，高邮之“邮亭”是通信与行政治安两者兼而有之的“亭”。其根据是，筑高台置邮亭。“邮”字明确无误。另外，高邮原属楚，此时秦王嬴政势力进入这片领域，必须统辖当地社会治安。因而，高邮的邮亭当是“邮亭”与“亭”的结合体。

　　盂城驿

　　坐落于高邮南门大街馆驿巷内的盂城驿，于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由知州黄克明开设，永乐年间知州王俊重修，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毁于倭火。清隆庆二年（公元1737年）知州赵来亨重建。它是京杭运河线上46处大驿站之一。目前也是全国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驿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AAA级景区。

　　邮驿（驿站）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仅仅是驿卒骑马传递信件的机构。它实质是古代朝廷（政府）为传递文书（公文）接待使官，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它由朝廷所办、所管、所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

　　驿站的三大功能：通信（传递政府公文）；交通：运送物资。这两项功能无需赘言。需要说明的是第三项功能——馆舍。这里的馆舍，不仅接待途经驿站的朝廷官员，而且还留宿“充军”“发配”的犯人。而且驿站的一些劳役人员（如马夫、伙夫等）就是“充军”或“发配”到此的犯人。这在著名章回体小说《醒世姻缘》、明末清初小说《女开科传》以及倪文才先生的《驿站风云》中都有此情节。另外，笔者在1994年9月28日，陪同旅居海外的华人集邮家薛少棠先生和全国集邮联合会常务理事杨勇伟考察盂城驿时，就实地观看过盂城驿东北侧的几间矮小的监房。

　　我国的封建邮驿制度肇于秦代。2000年前的驿站与驿站之间相隔的距离几乎是不低于55公里，也不超过60公里（即现在各座城市之间的距离）。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由2000年前的最发达的交通工具马的脚力所决定的。

　　为了保证公文一站一站传递的全程最高速度，就必须依靠马的最有效奔跑时速。也就是说，超过了60公里的距离，马的最有效的奔跑速度就开始下降，到此就必须换匹马。因此，驿站与驿站的相隔距离就由此确定而来。

　　虽然在2000年前的秦代确定了驿站之间的距离是55-60公里，但当年一天最快传递的路程仅仅是400华里，到了元代是600华里。清代一昼夜可达到600或800华里！